浩然：没有悔恨终生的婚姻

Goldmine

文/浩然 郑    　 来源：中外书摘
    1954年春天，我回到地委党校，写了小说习作《两千块新砖》和《探望》。这两篇写农村新生活的文章在《河北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以后，引起社会重视，我被破格选拔到《河北日报》当了新闻记者。

    城里的灯火辉煌让我忽然感到单身在外的孤寂。

    周末走在街上，脑子里一会儿映现着舞厅里一对对舞蹈的男女，一会儿又映出我那乡间小屋里的妻子。我也曾想如果周末不下乡采访，我要让妻子带儿子来通县，也过 “礼拜六”，也坐坐小酒馆，也到那热闹的舞厅走一趟。可是又一想，她若来了，对这里一切都是陌生的，对一切都是不习惯的。大城市、大机关可不同于小小的县城，这里的干部也不同于团县委那几位同样是农村出身又常到农村去的同志，妻子到这里跟人家能搭上话吗？人家会不会耻笑她的土气？到了酒馆进了舞厅，她会不会用农村那一套庄稼人的方式对待朋友？说出使我难堪的话，甚至出现让我丢面子的动作？

    我回到空无一人的宿舍闷坐了一会儿，孤零零地连一句话都没有对象说，越发觉得空虚寂寞，不由得趴在桌子上给乡下的妻子写起信来：你应当学文化、求进步，社会在发展，形势在变化，照这样下去，你就跟不上时代了……

    很快，妻子的回信来了。我打开信的封口，抻出信瓤，展开一看，开头第一行字是“夫君见字如面”。

    看了这字体、这语气，我立即弄明白，这封信是妻子求人代笔写来的。这样俗不可耐的称呼，使我脸上发烧，浑身起鸡皮疙瘩。我赶忙把信一团，塞进裤子兜里。

    回到宿舍，趁没有人在，才展开看。妻子信的大意是，她已经收到我的信了，她正在进步，每天晚上带孩子上民校，认识了好些字，还向刘吉素村的青年团支部提出入团申请，那边答应吸收她，等等。

    妻子的这封信既没有给我带来丝毫的快乐，也没给我一点精神安慰。收到这样的信以后，我反而越发苦恼。从前，我以自己家里有个朴实、贤惠、安稳，能操劳过日子的妻子为荣；如今我的地位提高了，身份变了，开了眼界，有了比较，有了新的欲望和追求，因而一想到妻子那副落后、笨拙、土里土气的样子，就从心里生出一种无可名状的羞耻感。

    唉，我那个乡下的妻子，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个有文化、懂文明的女人？什么时候才能够成为脱产干部，像别的男人的妻子那样，跟我一块儿过过“礼拜六”，一块儿逛逛大街，一块儿看看电影，一块儿到舞厅里跳跳舞呢？然而木已成舟，过去我们夫妻俩好过，如今又有了孩子，只能够忍耐着痛苦，对付着过下去……

    我这样颠三倒四地胡思乱想，浮躁的情绪使我看不下书也写不了稿子。当了新闻记者，有了更多的自由，本来可以常回农村看看妻儿，事实上我却极少往那边迈步。每当思念之情偶然生起，一想到妻子的那种状态、那副模样，以及往后长长的没有味道没有奔头的日子，就如同用一瓢冷水，把我的一切欲望全都泼灭，再没有前往会面的兴致。

    主意拿定，我终于在没有任何顾忌和痛苦的情况下，郑重其事地给妻子写了信，宣布要跟她离婚：我和你是旧式婚姻的牺牲品，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根本就不能够在一起生活下去，不如早日解除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彼此谁也不要影响谁的幸福生活，谁也不能耽误谁的美好前程……

    信发出以后，我恐怕妻子一时间思想不转弯儿，来记者组找我，像有的女人那样耍赖和纠缠，那样太丢脸。我尤其怕岳父杨泽亲自出马，来通州找我和解劝说。无论跟他们父女俩哪一个见了面，都是十分尴尬的事儿，而且说不准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难堪局面。为了逃避那种难以预测的严酷现实，我只好又拿出“走为上策”的老主意，决定下乡采访，到北京西边的房山县去。我估计，那边离京东蓟县路途远，妻子他们对那边人地两生，绝不会到那里去找我；就算他们奔到那里，也不会找到我。

    一个星期后，我赶回通州镇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下来。我打开办公室的门，拉亮了电灯，急忙在桌子上的报纸和信件堆里翻找，终于发现一封与众不同的信件。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拆开信，抽出一张短笺，只见上边只有几行同样笔画幼稚粗笨却清楚明白的字。

    梁浩然同志：

    你来的信我收到了，你的话我明白了。我们两个人感情很好，日子很幸福，孩子很可爱。你亲口跟我说过，你不当那种坏了良心的人。我不同意离婚，你往后别再说这种事了，你别再起这种心了，人家知道了笑话，对你不好。我坚决不离婚，我们好好过日子吧。你在外边好好工作吧，该回家就回家看看我们。

                                                            杨朴桥

Goldmine

虽然隔着很厚的棉裤，也好似感觉到她那只白白胖胖小手的温热，如同一股电流，从膝盖传遍周身，心脏也随着猛烈地狂跳，我自己都听见那“怦怦”的声响。同时有一股难以抵御的亢奋的冲力，在体内骚动、撞击，又觉得天昏地暗，一切都在我听觉、视觉和感觉中消失了。

    沉默片刻，小秀朝发呆的我瞥了一眼，声音发颤地说，你来密云那天，我第一眼就看上你了……你这屋不保险，说不定啥时候就来人。到我住的那屋去吧，那儿最安全。我先走一步，头里等着你。你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把屋里的灯吹灭，别忘了啊！她这么说着，果断地收回手，站起身，脚步轻轻地走向门口。

    我迷迷瞪瞪地看着她走出门去。棉门帘掀动的时候吹进来一股冷风，扑在我的脸上，我不禁打了个寒战。不能自制的欲火烧得我神魂摇荡，本来要像凶猛的野兽那样冲过去，倏然却感到紧张和恐惧，发烫的脸颊冒出一层冰冷的汗珠子。我身不由己地迈动脚步，想朝小秀召唤的地方奔去，但脑海里却跳出一个人的影像，这个影像是俄国大作家托尔斯泰小说《复活》里那个被人糟践而堕落的女主角玛丝洛娃。我把小秀跟玛丝洛娃两相对照，不禁思忖：对待一个善良纯洁、真心实意爱我的姑娘，我轻率地这么做合适吗？我们发生了那样的关系，如果跟妻子离婚的事儿办不成怎么办？如果使小秀怀上孕又怎么办？常言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没有不透风的墙”、“纸里包不住火”，一个受人尊敬的新闻记者下乡采访干出这种勾当，一旦暴露，准得挨处分、被撤职。传扬出去，自己的文学梦想，美好前途，全都得被断送！迈进这样的禁区，在当时中国，比杀人的罪犯，比戴上帽子的反革命分子，还要不为人们所容。迈出那个不允许迈的一步，事情一败露，什么东西都会丢光，一生一世都难抬头，这样的结果实在可怕呀！为了事业，我该管束自己，跟妻子办了离婚手续，再名正言顺地跟小秀搞恋爱结婚，组织一个新式的幸福家庭，这样既光彩又没危险……

    我这样地前后一想，发热的头脑终于冷静下来，迷乱骚动的心也同时平和了一些。这样想着，却被屋外嘈杂的人声打断。接着，县委的几个人走了进来。一进门，他们的神色便让我感到，我和小秀的事他们已经感觉到了。

    其中一个叫林广汉的，他用一种十分严肃而恳切的语调开导我说，梁同志，小秀那个女人就是戴着画皮的美人，就是嘴巴不说心里打鬼算盘、暗地使邪劲儿的家伙。你过去没到我们县来过，好多事情你不知道，也不了解一些人的根底。小秀那女人，可不是个简单人物，你千万小心不能上她的钩。一沾上她，你就算完蛋了！说着，他把椅子往我跟前拉拉，坐下，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和。他接着说，小秀这个人根子就不咋样。她结过婚，那男的是北边新城子深山沟里一个种地的农民，人特别好。成亲以后那男的还供养着小秀上学念书，一直念到高小跋业。山里人来点钱多难呀。可是小秀一当上干部就变了心，把男人甩了不说，还乱搞！

    其他几个人听到这儿，都凑到跟前来，这个一言，那个一语，聊起了小秀那不道德的行为。说某个单位某个人，怎么让小秀勾搭上了，某人就开始闹离婚，没等把手续办完，小秀又跟另一个有妇之夫某某勾搭上了。某某跟妻子离了婚，小秀又勾搭上另一个有妇之夫。结果闹得某某至今妻离子散，无家可归，只好吃住在机关办公室里。

    待我终于相信了林广汉他们所说的那些话之后，先是吃惊，接着后怕，继而变得义愤填膺。我对小秀这般不道德的行为十分憎恨，对自己能够在”关键时刻“终于管束住自己没有上钩入套很是庆幸，又对几名身受其害的妇女和被其拆散的不幸家庭深为同情。

    采访完，从密云回到采访组，收到妻子的信。信上写道：……好长时间没见面了，你的工作顺利吗？我还上民校，入了团，孩子学会说好多话。我给你做好了一双鞋，是我给你送去，还是给你邮去？你来信说明白。你要小心身体，不要老想那件事。那件事你一定要那么办，我也不难为你，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只要你高兴就行。我就带着孩子在家里过一辈子，饿不死……看到这儿，好似有一只强有力的大手，把我的心脏使劲儿地掀扯了一下，疼得我倒吸一口冷气，两眼一阵子发黑，脑袋嗡嗡作响。

    凭着我对妻子为人和性格的了解，她这样地把话说出来，她就一定会这样做。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女人，带着一个刚刚两岁的孩子，在那偏僻的靠山小村熬日子、守活寡，这是一条多么苦难而又漫长的人生之路呀！

    我不禁想起了我的父亲，就是因为父亲缺少正气和志气，有了外遇而不顾妻子儿女，不仅毁了他本身，也连累了我们。如今，我在婚姻问题上也产生了喜新厌旧的思想，这不是在父亲那条毁灭之路上重蹈覆辙吗？

    我前思后想，越思越想越觉得自己的行为可怕，越想越觉得后果悲惨，便给我妻子回复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不久我赶回蓟县那靠山小村家中去探望，跟妻子和儿子度过几天最热烈、最甜蜜、最愉悦快乐的日子。

    很庆幸我那一次的翻然悔悟，保全了这个家，保住妻儿没受伤害，也保证了我自己在难逢的人生花季，应时地接受了雨露阳光的滋养，没有蹉跎岁月，没有悔恨终生。

Goldmine

看了这样的信，我心中倏然冒起一股无以名状的怒火，狠狠地把信撕了个粉碎，扔在字纸篓里，暴躁地兜了个圈子，随后无力地坐在椅子上。我呆呆地坐了片刻，随后烦躁地站起身，关了办公室的灯，锁了门，回到自己的宿舍，摸着黑，也没脱掉衣服，就拉开被子倒在床上。妻子那封短信中写的几句话，一句一句地在我脑子里跳动。那封短信看上去似乎语气平和，实际上里边裹着针、藏着刀，软里带硬，跟我杀气腾腾地对峙着，所以句句都让我冒火，使我生恨。我了解她既没文化而又性格刚烈，她一定是咬着牙，一字一想地写下这封信的，而且不会哭哭啼啼，甚至一颗眼泪都不掉。她是个有主意的女人。她已然拿定了对付我的办法，肯定不会轻易改变，不会轻易回头。她一定会坚决地照她想的主意跟我干下去、抗到底。要是如此，我可怎么对付呢？

    在这段苦闷的日子里，我曾到密云县采访。

    在县委办公室，给我捧来茶的是一位女同志。

    在闹离婚的那段时间里，我增加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习惯，到哪儿遇见美貌的姑娘就不禁多看上几眼，跟心里藏着的那个新式配偶的标准比较衡量一下。所以这时候我对那个递茶水的女干部又忍不住地多看了一眼。县委书记高华兴安排我住在县委大院一间久无人居住的房子，那里又脏又破。给我倒茶的女同志名叫小秀，她主动提出帮我收拾房子。不一会儿，我们在县委办公室正聊着天，棉门帘揭开了一个缝儿，小秀姑娘侧着身子，无声无息地走了进来。

    她脸色通红，仿佛刚从洗澡堂子出来。两只列宁服外罩的袖子，连同套在里边花格子的棉袄，一起挽到胳膊腕子上，腕子和手背跟脸色一样红。她停在门口处，看着屋里的人，等说着话的人止住声音，她才对我微笑着说，梁同志，屋子收拾好了，把您放在秘书科的东西拿过去吧，要不然他们吃饭去锁了门，影响您用。

    我跨进门槛儿，立即感到一股热气扑脸，有一种洒扫过的土气掺和着木柴燃烧过的气息钻入鼻孔。

    床铺上的褥子、单子、枕头，以及叠着的被子都摆得整整齐齐，桌子椅子被擦得干干净净。生起火来的炉子，煤球在炉膛里发出噼剥响声。铁壶灌得太满，鼓胀着的水，流在炉盘上，“吱儿吱儿”地直叫。

    小秀在农业局那个办公室做秘书性的工作。她的工作任务似乎不太多。也许因为她积极能干，分到手里的事情很快就做完，所以她有很多空闲时间在县委秘书室帮助做杂务。在那段日子里，因她的细致照应，炉子没有熄灭过。晚上我读书的时候，读到多晚她等到多晚，一定等我刷牙洗脸，准备睡觉了，她亲自封了火，才肯告辞走开。而且，她出去进来总是轻手轻脚，从不弄出什么响动，更不主动跟我说话，不给我任何干扰和打搅。

    本来，小秀姑娘给我的印象属于少言寡语那类，有一天晚上却表现得格外兴奋，滔滔不绝地谈论起文学艺术，谈论起正在大城市里上演的新电影，其中有国产片，有苏联片，还有我都不曾看过的印度的翻译片。从谈论中，我注意到她情趣广泛，发现她具有相当不错的鉴赏能力。她的谈论也勾起我的许多记忆和想法，我忍不住向她倾吐。于是我们就很自由很开心地交谈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谈得十分热烈，如同小河流水，有谈不完的话题。

    往油灯里加了一次油，往火炉里加了两回煤，她才站起身来说，可不早了，该休息了，明天您还有采访任务哪。她说着，手脚麻利地把煤炉封好，最后明显有点儿恋恋不舍地走出屋门。

    我送出门口，望着她那在星光中渐渐远去的背影。

    我站在门口，心神摇荡，激动不已。冷飕飕的夜风吹着我那发烫的脸颊，我觉得眼前的情景好似一幅画，如同一首诗，仿佛进入了神府仙境，那么美好动人。好长时间以后我才回到屋里，躺进热被窝，熄灭油灯。我脑子里总是闪现着小秀的面容，耳边总回响着小秀的话语，久久不能入睡，不由自主地胡思乱想起来：小秀这个姑娘真不错，模样像她的名字一样秀美端庄，性格稳重温柔又热情大方。她的知识很丰富，兴趣很广泛，同时又保持着农村劳动妇女的勤快和能干的特点，尤其善解人意，定是个管家过日子的能手。我想，如果我离婚以后，能够跟她结合，我可以送她到中学继续读书．等到她毕业留城市里工作，我们夫妻俩就成了双职工，就能够像地委宣传部的李干事那样，每个星期夫妻在一块儿过“礼拜六”，遛大街、逛商店、看电影、学跳舞……该有多么幸福！

    第二天早起，我给住在蓟县故乡的妻子写了一封措辞强烈的信，进一步表示了我跟她离婚的决心，要求她尽快打通思想，同意跟我办手续，这样互不影响，双方都有好处。并且希望她速速回信，不要再拖延，不要再让我挨折磨，也不要让她自己被折磨了。

    这天晚上，我们又聊起小秀喜爱的话题：电影。她嘻嘻地笑，笑声中，她的一只手轻轻地搭在我的膝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