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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讨论的第三种环境——沙漠、荒野和绿洲——居住的主要是游牧人群。畜牧业在公元前1000年作为对沙漠草原地带严酷条件的适应而出现。牧民已经在这一地区的历史中扮演了不相称的角色，他们一次次征服河谷地带的农业帝国。
历史上，牧民也加速了他们周围社会和文明的（物质上和文化上的）交换。连接中国和西方的丝绸之路仅仅是最生动的例子。河谷农业世界、城市商人和草原游牧民的关系，组成了这一地区历史的主旨。
通过将中东地区史置于全球生态史的背景下，我寻求展现人类和环境互动的更长期进程。中东环境的特定特点将其和世界其他地区区别开来，这反过来促使了解决其环境问题的独特方法。尽管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操作有着明显不足——细节常常模糊于背景中——但这也有补偿。我们能够感知，否则可能会错过更大模式的存在。
考古学家和古代历史学家长期以来已经意识到古代治水工程带来的巨大环境变化。然而，他们努力记录古代帝国的成就，在大多数情况下没能给予中东环境以应有的关注。但也有例外，Robert M. Adams的经典作品The Land behind Baghdad就研究了伊
伊拉克南部迪亚拉平原的连续转型。Adams认为，只有以非常长的时段看待，古代中东地区领土国家的出现及其之后的转型对考古学家来说才是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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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思公元1500年前中东农业的衰退
直到最近，学者们才同意中东环境在前现代时期经历了一场不可逆转的衰退，尽管他们对衰退的时间和原因看法不一。确实，这种衰败叙述自古希腊以来，已经组成了正统学术观点。
在不同时期，中东的落后性被归于特定代理人的活动——早期的炼金术师、杂食性地中海山羊、游牧民族的入侵（阿拉伯人和蒙古人），以及（尤其是殖民学者的观点）伊斯兰教的恶意影响。的确，从事中东环境史研究会面对许多当地人和西方人的刻板印象和偏见，系统性地妨碍了看清楚更广泛的历史。
最知名的衰退理论之一由卡尔•魏特夫的著作《东方专制主义》创立。魏特夫的理论最早在1957年提出，他主张「治水」文明政府有着所谓的专制本质。他认为，对广大灌溉系统的建立和维护促使了完全控制社会的国家的兴起。如果没有政府控制，复杂的灌溉系统注定会崩溃，而且它们维持起来的帝国也会消失。
魏特夫治水社会的例子包括古代（以及现代）中国、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以及更重要的苏联。由于这一理论将本质上不同的社会混为一谈，而且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理论形成于冷战时期），魏特夫的理论不再有影响力。更根本的是，随着学者开始意识到地方政治网络在维护大型灌溉系统时的重要性时，魏特夫理论中内在的荒诞性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
第二种对环境衰退的解释是森林滥伐以及与之相关的土地退化。大部分学者都同意尽管中东重大的森林滥伐都发生在现代，但在古代时期就已经走上了这条路。在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环境实践研究中，唐纳德•休斯（Donald Hughes）总结说，希腊人和罗马人都不像通常所描绘的那样，是对自然有责任心的管家。反而，他们的经济和军事的需要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森林滥伐和景观退化。
Theodore Wertime提出，森林滥伐由古代炼金术对木材能源（生物质）的需求所导致。冶铁需要大量燃料。Wertime推测，地中海沿岸发现了7000-9000万吨的铁器时代矿渣，产生这些矿渣大概需要5000-7000英亩的森林。Wertime的观点并不止于炼金术，还考虑到制砖、从石灰石中生产生石灰、制陶家庭烹饪用火等需要的燃料数量。（根据一项估计，古代地中海的每个家庭每年需要1-2吨的木材。）将这一话题向前推进，John Perlin已经提出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低效率的熔炉逐步使得植被覆盖的内陆地区裸露出来，中东地区的森林滥伐模式常常记录了古代文明的兴衰，但这一观点受到了质疑。
第三个理论则认为衰落的根源在于游牧民的劫掠，尤其是阿拉伯人。J. V. Thirgood认为，尽管希腊人和罗马人限制了山羊和绵羊的牧场，但在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这一地区，游牧民主宰中东后，事情发生了变化。
Thirgood的观点附和了那些法国殖民作者（以及一些后殖民时期牧场管理专家）对马格里布的看法。然而，尽管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发掘证实农业的衰退大体上与阿拉伯征服一致，但是阿拉伯入侵的确切时间并不符合衰退进程。最终，那些试图怪罪游牧民的人没有认识到衰退进程并不是不可逆转的：灌溉系统可以通过政治意愿、劳力和资金的长期投入恢复到之前的生产力（就像伊拉克南部萨瓦德地区在阿巴斯时期得以恢复）。
最后一个理论将中东农业衰落归于蒙古人的入侵。尽管有证据表明蒙古人征服之后的时期存在着衰退，但在一些地区，衰退事实上早于征服。在任何情况下，目前的观点是蒙古人的影响是地方化的，而且在相对有限的时间段内。
Oleg Petruchevsky认为，蒙古人的财政政策，更青睐游牧产品，损害了农业，这导致呼罗珊和中亚河中地区（Transoxiana）人口的衰减，这在统计数据和税收记录上可以看到。然而，其他研究已经表明，被伊尔汗蒙古统治者控制的伊朗高原和美索不达米亚，并没有受到永久影响。事实上，在伊尔汗国（1256-1336）的统治下，地方经济活动增加了，还出现了新的农业投资。而且，这一地区后蒙古时代的精英们在15世纪后期决意重建农业官僚国家。
对中东农业衰落进行更满意的解释需要更复杂的因果关系的分析。中东农业因其内在环境限制而受害不浅，这些限制包括环境易受基础历史（infrahistorical）的变化（地质活动和严重洪涝）和政治混乱（这会破坏精英执行长期农业政策的能力）的影响。此外，地方性疾病也必须被纳入考虑。Peter Christensen提出，从欧亚角度看，美索不达米亚是一个巨大的疾病池（disease pool），是地中海世界周期性慢性、急性传染病的中心。
一次次瘟疫的到来，导致税收下跌，劳动衰减。随着人口得减少，越来越难以维持堤坝、水堰和运河的复杂系统。749年的瘟疫，出现在阿巴斯革命的前夜，可能导致了美索不达米亚泛滥平原40%的人口丧生。瘟疫也很有可能是导致1350-1550年间横向运河逐步被遗弃的罪魁祸首。Steven Borsch近期关于瘟疫对尼罗河灌溉系统影响的研究加强了这一观点。
随着人口水平下跌，国家难以维持这一系统，于是生产急剧下滑。而在英格兰，瘟疫带来的急剧人口下跌为新的增长创造了机会空间，在中东，复杂的灌溉系统未能迅速恢复。伊朗高原的农业更加具有弹性，瘟疫在这里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影响因素。
人类行为和自然事件的结果既不是不可逆转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将中东农业的衰落看作环境条件下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一种不必要的还原视角。环境自身被长期的历史进程所塑造。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巨大运河系统、沙漠和高原上的人工绿洲都不是人类生存的必需。统治者做出了选择，但一如既往，环境代价终究还是由后几代人承担。
由于篇幅过长小编不得不分段一下，阅读下一篇请点击：中东农业衰落启示录：未来会出现一场针对水等基础资源的殊死搏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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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9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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