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蒙古的梅毒
来源: 都是国货 于 2019-01-19 03:14:00 [档案]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9622 次 (7277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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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关东军:“不待武力征服,五十年内,蒙古人将被梅毒灭亡。”蒙古青年十七岁至二十五岁者百分之八十五都患有花柳病;二十五岁以上者,所占百分比自然更大了。
新中国成立后,汉人帮助治病挽救了蒙古族人,蒙古大夫成为历史名词。
《冯玉祥自传》:“谈到人口,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满清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须当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须当喇嘛;仅有一人可为娶妻生子的平民。当喇嘛者有红黄缎子穿,又可坐享优厚的俸禄。女子没有充当喇嘛的福气,但又难找得相当的配偶,于是都做了内地人泄欲的对象。因为由本部内地来的文武官吏及军队、商人,都以道远不能携带家眷,他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临时太太。一方面是七八个蒙古男子仅有一个妻子,一方面是一个蒙古女子,有若干的内地人为她的临时丈夫,事实上形成一个乱交的社会。同时男女卫生都不讲究,染上淋病、梅毒以后,惟有听其自然。当时活佛即患梅毒,烂塌了鼻子。据说目前检查结果,蒙古青年十七岁至二十五岁者百分之八十五都患有花柳病;二十五岁以上者,所占百分比自然更大了。这种现象是太可怕了,若任其继续存在,马上就会有灭绝种族的危险!
革新村第二生产队:解放前内蒙古地区为何性病流行梅毒高发?
解放前,内蒙古地区流传着这样一些民谚:“小病扛,大病躺,得了重病把命亡。千里幼儿少,白骨遍砂梁”,“风吹草低见牛羊,不听小儿喊声娘”……这些民谚中屡屡提到儿童少,其主要原因就是疾病导致的生育率低,而这些疾病中,尤以性病最为严重。
这一点,朱老总的夫人康克清曾在回忆录中提到过,“解放前,内蒙古地区性病流行,疾病蔓延,缺衣少药,人口逐年下降。一九四七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时,蒙古族只有八十三万多人……”(见《康克清回忆录》第404页)
那内蒙地区的性病到底有多严重呢?从1950年北京大学医学院在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的一份调查报告可见一斑。
1950年,北京大学医学院派遣了63名师生组成了暑期抗梅队,前往内蒙古的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考察两盟的性病流行状况。“抗梅队”在乌盟和伊盟工作了26天,对1480名蒙人和793名汉人分别做了测试梅毒的康氏反应,结果发现蒙人有阳性反应的高达56%,而汉人也达到了33%,比例都相当高。
表现在性别上,则蒙人女子的康氏阳性反应较男子高。乌盟女子为67.7%的阳性率,男子为51%;伊盟女子为65%的阳性率,男子为46%。汉人也是女子的阳性康氏反应率高,女子为50%男子为27%。
而从职业上来看,伊盟的喇嘛阳性率最高,达到55%;地方军队则与普通蒙民相似,而政府干部阳性率最低。
1950年,北大医学院在内蒙“抗梅”
此外,在调查中,“抗梅队”发现淋病的感染率也相当高。而在普通疾病方面,蒙汉之间无明显区别。
那为什么在内蒙地区性病如此流行呢?
首先,性关系混乱。平常生活中男丁太少,使得妇女性关系复杂,导致性病传播。由于解放前喇嘛除了不能结婚外可以不服役,不交税,不劳动,因此许多蒙人男丁都去做了喇嘛,而没做喇嘛的又必须给王爷当兵服役,所以女子结婚对象减少,于是产生了许多不合理、畸形的婚姻。比如二十来岁的女人只好嫁给十来岁的小孩或五六十的老头,或者临时入赘一个丈夫,同居一年半载后再分开。而许多女人因无法找到对象,只能选择跟男人的名字结婚,甚至和自己家庭生活用具结婚,譬如马鞭、烧火棍、斧子等等。
1950年,北大医学院在内蒙拍摄的梅毒患者
而这些名义上结了婚的女人,便可与别的男人发生关系。而不能结婚的喇嘛、奴隶以及士兵们也要找女人,因此造成了性关系混乱,导致性病长期猖獗。后来日本入侵、国民党拉夫抓兵,导致男丁更少,从而加重了性关系的混乱和性病蔓延。
而喇嘛患病率高的原因,主要是异性乱交外,还有同性性行为所致。
其次,缺医少药。由于“反动阶级”的长期统治,造成当地发展极端落后,缺乏现代的医疗设施、医生及药品。因此病人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疗,只能求神拜佛请喇嘛念经。在“抗梅队”这次调查的1710蒙民中,仅三分之一接受过治疗,其中绝大多数是找“喇嘛医”和“江湖大夫”,其结果可想而知。
由于梅毒等性病肆虐,导致许多人不孕不育,而一些患病尚能生育的,却又把梅毒遗传给了下一代,许多儿童未成年便夭折了。因此,当地儿童较少,人口也逐年下降。伊盟在满清乾隆年代有四十万蒙人,而到1950年竟不到八万人,足足减少了80%。
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为了减轻内地的负担,同时也为了缓解内蒙古牧区人口稀少的问题,中央还曾从南方地区的上海、安徽、常州等地区护送了大约两千多名孤儿进入内蒙。
1948年,内蒙古日报刊载的梅毒防治的报道
而至于性病问题,自内蒙解放后,政府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从五十年代初起,各级妇联配合卫生部门,在草原上开展了大规模的“驱梅”工作,中央甚至派出了以马海德为首的医疗组赴内蒙为患者治病,直到六十年代,草原上的性病才基本控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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