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这个以卖鱼为生的老实人,三天前拉下店铺的卷闸门,用一瓶农药悄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悲剧始于半个月内的“撞人”事件:他分别两次“撞倒”老人,两次护送就医,但面对的是不断升级的连环索赔。
鱼贩王培军的灵堂仍设在菜场入口处。南都记者占才强摄
双方第一次签的调解协议。
疑似王培军留下的遗书。
8月10日,王培军死后第三天。灵堂摆在菜场的入口处,哀乐震天。尚未焚熄的香烛之上,48岁的男人留着生前的笑。
这个以卖鱼为生,远近闻名的老实人,三天前拉下店铺的卷闸门,用一瓶农药悄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悲剧的发生,始于半个月内的一连串“撞人”事件:他分别两次“撞倒”老人,两次护送老人就医,但面对的是不断升级的连环索赔。
最终压垮鱼贩的并不止于此。事后发现的一份疑似死者遗书中,写道“我死与菜场有密切关系……”
好人王培军之死,正在他生前熟悉的菜场内外成为一个道德话题。而一些证实和未经证实的死因迹象,仍在家人的持续追问中向社会的更深处发问。
“撞”与“扶”
这是一个勤劳人的早晨。7月25日早7时许,位于湖南省湘潭市城正街的板石巷菜市场,已从一夜的短憩中忙碌地醒来。
王培军开着带斗的后三轮摩托车,驶进狭窄的巷道进入菜场的这条二三十米小巷宽约三米,两旁是拥挤的菜摊和杂乱停放的人力三轮车。每天早上,从批发市场进鱼回来,王培军都要驾车从这里经过。他是菜场的鱼贩,里面有他一间五六平方米的店铺。
载满鲜鱼的三轮摩托车,只能在吆喝中笨拙前行,但意外还是发生了。车擦上前方一位卖小菜妇女李伏英的人力三轮车,后者又将一位83岁、正在买菜的老婆婆袁希哲碰倒在地。
买菜路过的陈建民恰巧目睹了这场意外。据他描述,当时王培军的摩托车并未撞上三轮车,卖小菜的妇女只是下意识避让摩托车,把三轮车往旁边猛然挪动,猝不及防撞倒了旁边的老人。“老人屁股坐在地上,王培军赶紧下车把她扶起来。”陈建民也从路边商店搬来一把凳子让她坐下休息。
这个撞人细节,在事后湘潭市雨湖区官方向南都记者出具的情况介绍中这样描述:25日早上7时许,王培军无证驾驶后三轮摩托车进入城正街蔬菜市场时,不慎碰到李伏英卖菜的人力三轮车,该车将袁希哲老人碰倒在地,王培军在陈建民的帮助下扶起袁希哲。
目击者陈建民说,此后,老人称自己被撞,要两人赔钱并负责。王培军与李伏英商量了一下,便凑了100元钱给她。王培军出60元,李伏英出40元。(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老人坐着休息了一下,没过多久就自己起身,走进菜场找到王培军的店铺,要王培军送她到医院去检查。”陈建民说,王培军也没多说,放下手里的活,陪老人去了县人民医院。
王培军的妻子何群向南都记者出示了7月25日上午8点19分袁希哲在湘潭县人民医院所拍X光片诊断报告,结果显示“所见肋骨未见明显骨折征像,建议:必要时复查”。何群说,王培军为袁婆婆支付了检查费用。从医院出来时,袁婆婆没有再说什么。
这一过程,也在官方调查时得到印证。雨湖区的情况介绍称,王培军在袁希哲要求下陪她到医院看病,王为袁支付了治疗费用等400元,加上治疗后支付的200元,总计支付给袁600元。
情况介绍还称,9时许,王培军、李伏英和袁希哲到城正街派出所,请求派出所为双方自行达成的调解证实。经协调,三人达成一致意见:王培军负主要责任,袁回家休息几天,有问题再找当事人。
据雨湖区一位街道干部介绍,在协议签字中,李伏英使用的是化名,而事后也仿佛人间蒸发,警方费了很大劲后来才把她找到。但警方拒绝透露其更多信息,多位记者至今未能找到她。
何群认为,直接撞倒老人的本来是李伏英,丈夫之所以愿意出钱赔偿,并送老人到医院检查,是因为袁希哲和他们夫妇二人早就认识。“老太婆经常过来买鱼,她家里养了一只猫,我丈夫平时会主动把鱼鳃弄好,装到袋子里送给老太婆。”
书面协议
王培军在外人眼里的奇怪行为,在板石巷菜场商贩们看来却不以为奇。“他是我们这里最好的好人,远近有名的老实人,又本分,又厚道”,菜场谢女士这样评价王培军。“他老实到什么程度呢?”她说,“曾经有一次他去进鱼,别人多找了他50元钱,他硬退给别人了,事后还被人说是‘傻子’。”
陈建民也介绍,王培军卖鱼从不短斤少两,甚至被菜场其他商贩视为“异类”。
王培军表哥周练介绍,只有小学文化的表弟,没读过多少书,生性内向,但在亲戚眼中是最善良的一个,“十个人里头有十个人说他好,不管男女老少,逢年过节都送鱼给亲戚们吃。”
“都知道他是个老实人,大好人,所以才容易被人欺负。”王培军走后,聚在一起的许多商贩这样为他深鸣不平。
商贩们认为,正是王培军做的好事,让他意外地“惹上了大麻烦”。
据官方调查后给出的说法,7月26日上午,在家的袁希哲感觉痛得厉害,遂委托邻居刘菊华到市场找到王培军,要求按照25日事发后双方的约定处理事情。王培军遂来到袁家,与袁希哲达成一致协议:“由王培军赔偿6500元(已付)作一次性负担,以后不付任何费用”。次日上午,王培军本人找到城正街派出所,要求为其26日与袁希哲自行达成的协议予以证实。
南都记者获取的协议文书显示,该份调解书同时盖有“湘潭市雨湖区城正街菜食商场”和“湘潭市公安局雨湖分局城正街派出所”的公章。在手写的“情况属实”后有城正街派出所副所长王卫民的签字。
据何群介绍,7月25日撞人事情发后,王培军曾数次找到菜市场办公室,要求其出面调解,但对方称“不关我的事”。后来丈夫想找派出所民警调解,结果对方又说“吃饭没时间”。赔偿6500元后,王培军请求菜市场减免其两个月的税,但被回绝。
“做点小生意不容易,赔这么多钱意味着早出晚归两三个月的辛劳全白费了。”何群说,“我家老公还是太老实,只想着息事宁人,吃点亏算了。”
何群回忆那天赔钱,“6500块钱,是从我手里拿出去的,我一边数钱一边抹眼泪。”
再次索赔
本以为此事到此为止,但没想到噩梦仍在延续。
何群说,8月6日上午,城正街派出所又叫王培军去调解,原因是袁希哲的儿子沈政伟和儿媳找到派出所,称其母亲经湘潭市中医院检查,发现断了5根肋骨,医疗费已花去2.3万元之多,之前赔偿的6500元远远不够。
“说实话,我和丈夫都很气愤,认为这是明显的讹诈。明明到县医院检查好好的,为何换了一家医院就断了肋骨?”何群说,虽然受“欺负”,但丈夫和她还是有所畏惧,“我们也听说,袁老太婆的儿子是社会上的人。”
据雨湖区官方对事件的通报,8月6日,王培军还是在城正街派出所组织下参与了调解。经双方协调达成协议:由王培军再次赔偿袁希哲6000元,王培军并书面承诺8月10日前支付到位。
再次接受这份“不合理条约”,王培军表哥周练说:“他还是想息事宁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王培军妹夫则回忆,王培军曾向隔壁卖米粉的贺师傅嘀咕,自己做了好事没有好报反倒受气,冤枉得很,大不了死了算了。
何群说,此前丈夫再次试图向菜场求助。为此他打了很多电话,但菜场办管理人员的回复是,“在菜场撞了人,该赔多少就赔多少”,“你做得了(鱼摊生意)就做,做不了就不做”。
何群的上述说法中,官方通报材料对袁氏伤情的表述与其并不一致。据官方通报,撞人事件发生后,袁希哲的儿子沈政伟听母亲讲身体右边痛,遂将母亲送至中医院治疗,经照片发现袁的第6根肋骨骨折。袁的住院花费近3000元,因短期内难治好,沈想接母亲回家治疗,遂于8月5日就母亲后续治疗问题到派出所反映,请求再次调解。
袁希哲到底有没有骨折?8月11日,南都记者来到湘潭市中医院,该院医务科科长蒲云青说,经其向主治医师了解,袁希哲确于7月27日到该院检查并入院治疗,检查发现右第6根肋骨骨折,但袁入院时曾向医生自述“是从楼梯上摔倒的”。
蒲同时向记者解释,如果袁确实被人撞倒导致骨折,当天在医院查不出来,在随后复查中发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不是所有的骨折都一下子能看出来的。”
在湘潭市中医院骨科,南都记者也查询到袁希哲的入院记录。登记单显示,袁7月27日上午10点02分入院,8月8日上午9点出院,病情诊断为“右第六根肋骨骨折”。另据了解,其住院治疗费用为2900余元。
骨科31病床的栗美珍老人曾和袁希哲住在同一间病房。她告诉到访的南都记者,袁太婆入院头几天显得很痛苦,“听她说,自己是被车子撞的”,对其从楼梯摔倒的说法予以否定。
栗说,8月6日晚9点多,那个卖鱼的(王培军)第一次来病房看望袁太婆,提了一些水果,给袁太婆道歉,说对不住。当时袁太婆的儿子不在,袁还特别提醒王培军,不要被她儿子碰到了。
栗回忆,当时袁还对王培军说过,你生活也困难,我不要你赔钱,但你要找个人来照顾我。袁说她的儿子要出去做事,没人照顾她。
“那个卖鱼的一看就是个老实人。”栗美珍说。但没想到第二天,她就听说了这个老实人自杀的消息。
意外事故
可以确信的是,在去中医院亲眼见证躺在病床上的袁太婆后,第二天王培军就打算将6000元赔偿支付到位。然而诡异的命运又给了他猝不及防的重重一击。
8月7日早上7时许,王培军又是运鱼进入板石巷菜市场,在拐弯欲进入自己的摊位时,又撞到一辆无人看守的人力三轮车,将72岁的杨淑云老人碰倒在地。随后王培军将老太太扶起,在杨淑云家人的陪同下立即将其送往县中医院检查。经诊断结果为,杨“左胫腓下段骨折”。
巧合的是,杨淑云所住病房与袁希哲在同一楼层,仅隔三间病房。8月11日南都记者找到杨淑云时,她仍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杨老人说,王培军将她送到医院后,先垫付了1000元医疗费,并承诺会向她赔偿。“我当时跟他说了,你把我撞了,你要对我负责到底”,杨淑云说。
官方调查材料也印证,王培军将杨淑云送到医院后,“当即为杨交了1000元医疗费,并向杨及家属承诺赔偿”。
据在菜场卖甜酒的范女士和卖槟榔的段女士回忆,当天上午在菜场,她们亲眼目睹到王培军焦虑而又无助的一幕。
范女士说,在再次出事后,王培军曾找到当时坐在她旁边的菜场管理人员严桂香,“他看起来心事重重,找到严后,意思是让菜场帮忙出面调解,另外意思是想借点钱,他手上钱不够。”
在此之前,何群说丈夫曾多次找过菜场管理处,“毕竟我们每年向菜场交2万多元的管理费,又是在菜场出的事,按理讲菜场也有一定管理责任,帮助调解是应该的。但菜场一直是不管不问。”
菜场管理办公室位于市场内一角,门上墙壁挂有“湘潭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雨湖区城正街行政执法室”牌匾,但经营户告诉记者,这个菜场实际被私人买断,平时办公室有两三人上班,但主要事情是向摊贩们收费。雨湖区政府一位负责人向南都记者的介绍则是,市场为“个人承包”。
目击者范女士和段女士说,当天上午王培军找到严桂香后近乎是乞求,但被严漠然回绝,“跟我无关,也不关菜场的事。”另据目击者称,王培军还在菜场内来回游走,找寻另一名姜姓工作人员但最终无果。
对目击者的说法,南都记者事后在严桂香居住地找到她本人,但她拒绝回应,不接受任何采访。
争议“20万”
从医院回到店里的王培军,显然已经没有心思守店,他给当时在外面的妻子打了个电话,将当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她。“我看到他一个人坐在店里哭。这么多年,我从没见过他这样,”在菜场做了30年生意的肖爱清说。
何群说,随后丈夫来到城正街派出所,并打电话给袁希哲的儿子,要他过来拿协议中的6000元赔偿,“但是没想到对方变卦了,又说6000块不行,要赔20万!”
“20万”说法的有无,何群表示,可以向城正街派出所副所长王卫民求证。据何群说法,8月7日丈夫自杀后,王卫民来做善后时曾对她说,王培军上午还给他打过电话,“上午还说对方要20万,说要20万你就给20万啊?当时我在外面开会,说回来帮他处理,想不到这么快……”
8月11日,南都记者在城正街派出所找到王卫民,但王对记者提出的“20万”说法不予回应,并表示采访须经上级部门批准。南都记者在雨湖公安分局得到一份官方答复则称,“有关部门在走访调查中,没有发现王培军被人敲诈的举报线索或者目击证人”。
而有未经证实的目击者线索反映,8月7日上午王培军疑似受到威胁。
“7日上午11点左右,开始来了一个人,后来又来了一个人,前面那个人手里拿着一尺长的刀子”,自称为目击者的商贩胡建中向南都记者比划着,“他们说,你不拿20万,我就要你的命!”
胡建中将记者带到市场内靠北的一家店铺,“当时就是在这里,持刀人在这里找到的王培军,当时好多人都看到了……”胡建中“指证”地点的时间,已是王培军死后第四天,整个菜场已空空如也,各家店铺早关门大吉。
为求证以上传言,南都记者找到离菜场不远的袁希哲和她儿子的家。但四楼的大门紧闭,只有走廊里一条饿了好久的狗,对着来者瑟瑟发抖。
袁希哲楼下的吴婆婆说,已经有好几天没看到袁和她儿子了。“她儿子在外面有工作,不像是在社会上混的。”
据《潇湘晨报》报道,该报记者早前曾电话联系到袁的儿子沈政伟。沈表示由于有记者到医院采访,不利于其母亲的身体恢复,已将她从医院转移到相对安静的地方。
沈政伟说,8月7日,他确实接到过王培军的电话,让他去派出所拿钱,但自己当时正在乡下做事,要王培军直接把钱送给母亲就行了。沈还说,自己从未向王培军索要20万赔偿,更没有找人持刀上门威胁。对王自杀一事,沈表示:“我很同情,但也觉得他太过脆弱。”
遗书喊冤
7日中午大概12点,已经回到菜场的何群接到丈夫从外面打来的电话,询问鱼卖得怎么样了,并让她赶紧回家做饭。然而到家没多久,再从家匆忙赶回菜场,一切已经晚了。
何群揣测,丈夫的这个电话是要刻意支走她,独自面对一切。然而回忆丈夫的这最后一个电话,妻子也没有发觉有什么特别的异常。
当日下午1点左右,62岁的黄月前听到王培军的店门被踢得哗哗响,他跟其他人一起冲了进去。他们看到王培军倒在地上,已经不省人事,旁边还有一个农药瓶。
王培军将卷闸门拉下了一半,他喝农药时旁人没有看见。何群接到电话赶回鱼档后,丈夫已经口吐白沫,没有了呼吸。
事后,家人从现场发现一张写在记事纸上的“遗书”,何群说那就是丈夫的笔迹:“冤冤(此处为一符号)我死与菜场有密切关系,请不要把我抬走!让菜场出(处)理,天理何在!”
对于这份疑似死者生前遗书,雨湖区政法委副书记刘维认为,还需进一步做笔迹鉴定以确定真伪。“假设这份遗书是真的,如果王培军是因为20万而死,为什么遗书上只说菜场,一点没提及20万的事情呢?”刘维认为,“20万威胁致死”说并未从“遗书”上得到证明。
多位亲属认为,王培军的死因糅杂了多种因素,一连串的诡异“撞人”,好心救人反被抓住不放,不断累加的赔偿负担,菜场管理方的冷漠和失职,派出所“偏袒”一方的调解,“正是这些合力杀死了王培军!”
“一个善良的老实人,远近闻名的好人,就这样被逼死了,可见这个社会的世态炎凉,和作为社会管理者的冷漠。”好人王培军自杀的消息上网后,有网友在论坛上跟帖。结合之前多地发生的多起“扶老人反被陷”事件,有网友感叹“好人难当”。
鱼贩王培军之死,正在他生前熟悉的菜场内外成为一个道德话题。而何群认为,从丈夫的遗书所指来看,丈夫的死更多是对管理方的失望。“如果菜场出来积极调解,或者承担一部分责任,通过减免收费来减轻我们一些赔偿负担,丈夫也许不会这样。”
“派出所作为调解方,第一次协议明明说好了‘以后不付任何费用’,为什么还有第二次调解?赔偿款对方说多少就多少,派出所为什么不对实际情况做个调查?”亲属们认为,派出所在调解中并没有主持应有的公正。
雨湖区政法委副书记刘维也说,本来这并不是一件特别大的事,但没想到王培军的死会在外界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力。
8月11日,王培军的灵堂设在菜场入口处第四天,不断有闻讯的当地群众默默前来,向着死者的冰棺和生前照片注目或者躬身。
坐在丈夫灵堂前,何群继续向记者和围观者讲着王培军的些许生前事,大多和好人有关。
那是许多年前,一次王培军在路上看到有个精神病人抢走一个5岁小孩的书包,扔进旁边的河里。王培军跳下河,捞起书包还给了那个孩子。这个举动惹恼了那个精神病人,被他捡起石头追着砸。
王培军还有个外号,叫“潭粪捞”。这个绰号得名于王培军看到一个小孩掉进粪池,不顾脏臭把小孩用手捞了上来,弄了一身的粪,从此“臭名远扬”。
说起这些时,何群会抬头,看灵堂前的丈夫,看他昔日的浅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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