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高考，在语文阅卷尤其是作文评分中传出的多种“新闻”，再度引起人们对语文教学改革及语文教材的热议。

回首和透视这60年中小学语文教材变迁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现代化定位的顽强努力。

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中小学语文教材，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以鲜明政治色彩体现强烈国家意志。在民族积弱、个体国家意识薄弱的时代背景下，一个落后农业国家唯有依靠高强度政治组织，才可能集中力量发展现代工业，提升国力，不受人欺；与此同步的另一个鲜明色彩，是“苏式标准”。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急切地希望在知识体系、教育体系上与苏联“老大哥”全面对接，以快速汲取现代工业知识体系、经验。

“大跃进”和“文革”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狂热也体现在中小学语文教材中，不堪回首。

1978年之后，内有如“两弹一星”这样“要饭的打狗棍”，外有国际形势巨大变化，中国抓住和平发展时机，大力推进改革开放。

建国初期的语文课本 (来源：重庆晚报)

70年代的语文课本

80年代的语文课本

现在的语文课本

这30年中，语文教材不仅回归本来面目，而且增添了平和自信、视野开阔的广大气象。有专家指出，时至今日，语文教学尽管各类试验本众多，但总的趋势是在逐步增加表现“人性、心灵美”的内容。

从政治挂帅到人性追问，这不但是语文教材的选择，也是民族生存条件的投影。

与此同时，这30年中社会价值的快速变迁，一一映射在语文教材中，历历可数。

追问人性易，回答人性难。百年来努力，中华民族刚刚赢得转寰空间后，中国人对自己的母语，才有了从容审视的机会。无论苏式标准、西式标准，都要服务于中华民族的福祉，新的60年轮回，这是起点。

“国语”改“语文” 教学体系在苏联影响中初建

新中国建国初期，与国家建设的各个领域一样，语文教科书也打下了苏联影响的深深烙印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聂晓阳

1949初，人民共和国即将从西柏坡走向北京，在一个崭新的国家，新的教材即将取代旧政权在课本上的痕迹。

此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在苏联的强烈影响下，中国语文教学、语文教材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教学体系。

“国语”改为“语文”

1949年4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由叶圣陶主持的教材编审委员会,负责审改中小学课本。随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国家又在出版总署设编审局，集中了老解放区和叶圣陶原开明书店的部分编辑人员，继续教材的审编工作。

在新中国建国早期的语文教材编写中，叶圣陶是关键的人物之一。也正是他正式提出将此前小学的“国语”和中学的“国文”统一定名为“语文”。他解释说：“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

在一个崭新国家，语文教材要体现出新的国家意志和需要。在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被赋予了“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的主要任务。共同纲领规定，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首任部长马叙伦召集的第一次部务会议，就是研究编制新的小学课程标准。

1949年秋，共和国第一批小学生读到的是叶圣陶等以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华北、东北、山东等老解放区的“国语”课本为基础的修订本。而共和国第一批中学生，拿到手的则是以老解放区的以《中等国文》为蓝本修订出来的一套临时课本。这套临时课本里的课文都是白话文，不分单元，只有简单的注解和问答式的习题。

此后几年，新成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对这些教材进行了修订，但总的来说，仍以老解放区课本为蓝图。在后来很多研究这一时期教材的文献中，都认为这些课文比较重视政治思想性，有较强的政策观念，“注重与斗争实际、群众生活相结合”。

1950年7月，新成立的教育部制定了《小学国语课程暂行标准初稿》，提出语文教育的目的，在于教育儿童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社交的交谈能力和写作能力。

具体地说，那时的小学语文有三个目标：一是使儿童能独立、顺利地欣赏民族的大众的文学，阅读通俗的报纸、杂志和科学书籍；二是使儿童通过说话、写作的研究练习，能正确地用普通话和白话文表达思想感情；三是使儿童通过写字的研究练习，能正确、迅速地书写正书和常用的行书。

这一时期，教育部正式把“国语”改为“语文”，制定了《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修正草案)》，“语文”这两个汉字正式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以苏为师”的组成部分

新政权刚刚建立，有关决策者就要求中小学教材必须统一供应。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就指出：“教科书要由国家办，因为必须如此，教科书的内容才能符合国家的政策。”

1950年12月1日,出版总署和教育部共同组建了以编辑出版中小学教材为主要任务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毛泽东亲笔题写了社名。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兼任社长、总编辑，教育部视导司司长柳缇兼任副社长、副总编辑。

新中国百废待兴，尽管有了临时的语文教材，但尚来不及制订教学大纲，只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名义发布了编辑大意，提出了听说读写四项并重的教学原则。

1951年7月，人教社第一套初中语文教材出炉，其编辑大意指出：“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

这套新中国首套正式的语文教材尽管首次提出听说读写全面训练的问题，注意文字和口语的一致，但后来的研究者认为，限于当时条件，仍存在总体分量太轻，对语文训练和语文知识重视不够，缺乏系统，编排上各类文章混编，不分单元，缺乏科学性等问题。

1951年7月由人教社出版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及1953年经改编出版的语文课本，都强调从各个方面反映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清除旧社会所用的国文课本里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内容，用革命思想教育下一代。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背景下，早期的语文教材具有强烈的政治气息。根据有关“教材编辑大意”文献，当时的课文内容“必须有正确的思想性和政治性”，规定课文要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精神，“无论哪一门功课，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这个任务，在语文科更显得重要”。

最早的语文课本中涉及党史、革命史和革命领袖等方面的内容非常突出，如小学课本里的《八角楼上》《毛主席在花山》《毛主席尊敬老师》《毛主席小时候是怎样学习的》，等等，以及中学课本里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学习白求恩》《(朱德)母亲的回忆》《任弼时同志二三事》《解放军和老百姓》《老山界》《截肢和输血》《冀中的地道斗争》《三渡天险》等。

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唯有向苏联全面学习现代化、工业化建设经验，才能提升当时极为薄弱的国力，实现民族自强的理想。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刘少奇建国之初即提出：“中国人民的革命，过去是以俄为师，今后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

做到这一点，要求之一就是在教育体系上与苏联对接。从1949年开始，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就组织力量，对苏联10年制学校的教材进行研究和编译，此后新中国最初的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教材，都以苏联教材为模本。

这也体现在语文教材上。上世纪50年代初期，选入语文教材的外国文学作品中，首选苏联作品。那些作品大多数是反映苏联现代生活的，其中不乏佳作，也有很多政治性浓厚、文学色彩相对比较弱的作品。

课本之外，课堂教学方法也几乎是苏联模式的翻版。上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教育专家普希金娜在北京一所中学观摩了课文《红领巾》的教学，随后结合苏联做法进行了评议，把苏联语文课朗读、复述、分析课文的分步骤教课方法推荐给中国。随后，分析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等成为中国语文课堂的中心任务，这种教学方法后来被称为“红领巾教学法”，风行数十年。

“语”、“文”分开新系统建立

新中国建国初期，一位苏联教育专家评价当时的语文教学，认为不重视语言因素和文学因素，“政治说教”太多。

针对这一现象，在叶圣陶的倡导下，1956年，“语文”课被一分为二，分为语言部分和文学部分分科教学。叶圣陶认为，“语言学和文学性质不同，语言学是一门科学，文学是一门艺术，性质不同，知识体系就不同，教学任务也有所不同。”

这年出版的汉语和文学教材，即《初级中学汉语课本》六册和《初级中学文学课本》六册，借鉴了当时苏联语文课本分为俄语和文学的做法，并收录了俄罗斯文学的不少作品，如契诃夫的《小公务员的死》、普希金的《寄西伯利亚》等。

研究者认为，这两套教材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汉语与文学教学体系，加强了语文知识的系统性，是建国后语文教材建设的一个亮点，但不足之处是过分强调了文学教学，忽视了对学生一般读写能力的培养。

为了配合语、文分科，教育部在1956年颁布了初、高中《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和《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草案)》。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份正式的语文教学大纲。

这份大纲提出，汉语教学要“提高学生阅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和运用语言的能力，养成他们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和习惯，就能扩大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认识。”

在这份大纲里，文选教育的任务是：帮助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培养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培养共产主义道德，特别是爱国主义精神，共产主义劳动态度，集体主义精神，自觉的遵守纪律的精神，爱护公共财物和坚韧、勇敢、谦逊、诚实、俭朴等品德；热爱祖国语言和文字的感情，提高认识能力，发展想象能力；培养正确的审美观点，特别是对社会生活的明确的是非、善恶观念和热烈的爱憎感情。

一些研究者指出，由于时代的局限，1956年语、文分科的教材仍然存在政治化、简单化解读的倾向。

1958年“大跃进”之后，在“教育大革命”的影响下，有关部门又停止了以前的课本，1956年版教材寿命只有短短两年。在1958年版教材中，则充斥着浓重的“左”倾思想内容，导致语文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文汇报》曾展开过两次有关语文教育中政治教育与文学教育的关系的讨论。此后，1963年5月，国家再次颁布《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对语文教学进行了正本清源的修正。

这一大纲提出语文学科的性质是：“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大纲指出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

同时，大纲还针对语文教学的实际，明确地指出：“一般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也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文学课。”

大纲还提出了“文质兼美”的课文选录标准，要求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课文，要“具有积极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足为学生学习的典范”；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应“简明扼要，切合实用”；在教学方法上，主张回归传统，提倡多读多写多练。当然，有研究者指出，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次大纲仍存在“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的较大影响。

根据这一大纲，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着手编写新的语文教材。由于爆发文化大革命，新教材尽管只出了一部分，但课文选材广泛，着重培养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加强了课外阅读和写作指导，成为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一套比较成熟的教材，其体系框架成为“构建现行人教版语文教材体系的基础”。

大跃进”及“文革”时期语文教科书乱象

1958年的“大跃进”狂潮，在当时的语文课本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中止了语言和文学课程的分科，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文学作品被大量政治时文取代。

这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限下放问题的规定》，允许各地自行修订甚至编写教材。

根据有关研究者提供的材料，当时浙江省初中三册语文课本收录的31篇文章中，马列经典著作和政论文章占15篇，其余16篇记叙文中，有13篇是乡土教材，其中有6篇是报道农业生产大跃进、农村水利大发展的，有2篇是表扬大炼钢铁的，有4篇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忆苦思甜教育的。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8年秋编辑出版的初中语文课本中，和鲁迅同时期的名家几乎“集体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反映和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作品，语文教科书几乎成了时事宣传手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以来出版全国通用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横遭解散，编辑们下放劳动，各地自行编写的“革命教材”五花八门，长达十年的文化浩劫在新中国语文课本上留下了荒诞的一页。

当时，各地语文课本普遍的选文标准是“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选读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这样，各地的语文课本不可避免地充斥着“语录加批判”式的文字。

课堂形同虚设，学生们学工学农学军，很多语文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语文”课基本变成了“政治课”。在“文革”开始初期教育部的一份文件中，明确要求“语文、政治合并”。据有关文献披露，在这一精神的导引下，有的地方甚至把语文、政治、历史合并在一起，取名“政文课”，还有的地方将政治、语文、音乐、美术合在一起，称“革命文艺课”。

在广州，根据有关研究者整理的资料，1974年广州市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编印的高中二年级第一学期《语文》课本共分为六个部分，一是马、恩、列、斯、毛关于思想文化工作的论述，二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辅导，三是阶级教育，四是大批判，五是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小评论，六是革命故事。

在上海，有关文献显示，教育管理部门发布的语文教学大纲要求“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分清敌我友、从小懂得爱什么、恨什么，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断批判资产阶级、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而努力奋斗”。

这份大纲还详细列出了“教材编写原则”和“选材范围”，强调“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要求选材范围是“从政治领袖著作和文化大革命的题材中选取文章”。

根据有关研究者的统计，在上海市1972年《初中语文课本》一、三、五册中，毛主席文章和诗词、马恩列斯文章、鲁迅杂文占50.2%，样板戏选场、评论、总结、家史和通讯占37.3%，古代诗文仅占2.4%。

直到1976年，各地的小学语文课本中还有大量具有时代痕迹的文章，比如《毛主席语录》《一张大字报》《从小爱唱东方红》等。

语文教科书追问人性内涵的30年

改革开放30年来语文教科书的改变与争论，是对人性内涵不断探索调整的过程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聂晓阳

1976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但一个新时代的真正开始，则要等到两年以后。对时代变迁作出迅速反应的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就是语文课本。

1977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之后，立即指示恢复中小学教育秩序，重组人民教育出版社，并对新教材作了如下要求：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1978年：开始新纪元

尽管“文革”中一直处于混乱状态的中小学教材编撰工作开始走上正轨，但1977年当年的语文教科书仍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左”的痕迹。比如，在小学课本中，《华主席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华主席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等有关华国锋的内容突增。

1978年3月16日，吕淑湘曾在《人民日报》著文批评中小学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问题，认为学生用“10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来学本国语文，却又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

1978年，这是一个真正的新纪元的开始，中小学生们拿到了和过去十多年完全不一样的新书。后来有学者评价说，这套课本清除了十年动乱时期的许多谬误，改正了在政治与业务、理论与实践等问题上的一些不适当的处理方法，吸取了国际中小学课程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更重要的是，“进行了教学内容的现代化改革”。

1978年版小学语文第一册，在三篇政治内涵课文之后，紧接着的五篇课文都是有关科技、自然、社会的内容，并通过简单的内容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爱”的教育。这些课文依次是：“水电站电灯电话电视机电的用处大”、“水稻小麦棉花花生今年又是丰收年”、“老师学生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新村里，人人爱学习，个个爱劳动”、“太阳地球月亮人造卫星我们住在地球上”、“年月日时分秒我们和时间赛跑，奔向二○○○年”。

这一年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中，有关语文这门课程的特点被表述为“思想政治教育和语文知识教学的辩证统一”。

同样于1978年由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也要求，语文教材的选材标准是“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适合教学”，仍然强调了“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

不过，在随后的1980年，国家对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第一次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必须在读写训练过程中进行”的要求。

这之后的中小学语文教材，真正的范文逐渐增多，特别是中国古典诗文数量急剧增加，而有关政治宣教的内容则大幅度减少。有专家举例说，1982年初中《语文》第五册教材中，古文占1/3，“这在横扫牛鬼蛇神的时代是不可想像的”。

据有关研究者统计，上世纪70年代初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全日制六年制小学课本中仅党史、革命史等相关内容所占的比例就达到34%，而这一比例在10年后则减为8.5%。

与此同时，一些反映现代意识和具有时代感的课文也逐步增加。比如，有环境学者指出，原来小学课文《海底世界》一文结尾处的“海底世界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宝库”，到了80年代后已变成：“海底真是个景色奇异、物产丰富的世界。”

到了80年代后期，中小学语文教材选编者的思想更为解放，袁枚《祭妹文》、杜牧《阿房宫赋》、陶潜《归去来兮辞》等过去认为“不讲政治”的篇目都得以入选。

从开放到反思

1986年，国家再次颁布新的语文教学大纲，是新中国建国后颁布的第一个“正式”的大纲。该大纲第一次从素质教育及培养“四有”公民的高度来强调语文教学的重要意义，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渗透在教学过程中”，并在教学目的中还增加了“开拓视野、发展智力、培养健康的审美观”的要求。

1986年《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出，小学语文是基础教育中的一门重要学科，“不仅具有工具性，而且有很强的思想性”，要求语文教学要在进行语言文字训练的同时，要使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格和爱美的情趣”。

四年后的1990年，国家再次对语文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除了继续降低难度减轻学生负担外，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因素，并第一次提出了语文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要求。

国家有关方面于1991年颁布的《中小学语文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纲要》进一步强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提出要对小学生、中学生一直到大学生“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的教育”，培养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感情，树立社会主义信念，增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1995年，国家再次颁布了针对九年义务教育的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这份大纲仍把思想政治教育列入教学要求，但把能力训练作为语文教学的核心内容，重视语感和语境意识的培养，并对思路分析和表达方式作了强调。此后，语文作为重要交际工具和文化载体的功能越来越受到强调，能力、思维、个性越来越受到鼓励。

1986版小学课本10册教材中，共有外国文化选文31篇，其中绝大部分仍是苏联作家或反映苏联生活的作品。同时，一些描写西方近代科学家、思想家或艺术家的作品，比如《画鸡蛋》《爱因斯坦小时候》《试航》《月光曲》《伟大的友谊》等，以及一些科普文章，比如《蟋蟀的住宅》《我和狮子》《鹌鹑》《冬眠》《麻雀》等也入选。

上个世纪末，蕴含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先进观念的课文开始增多。比如，1998年人教版九年义务教育小学语文课本第十二册阅读课文《一个小村庄的故事》，就通过课文传递了爱护大自然、保持生态平衡的重要性。

在这一时期，社会上对于语文教材和教学的反思也日益升温。

1995年，有学者对农村小学作文的调查表明，同一作文题目，65%的学生习作题材相同，21%的习作内容与已出版的优秀作文基本无异。

1997年《北京文学》第十一期刊登了邹静之、王丽、薛毅等人围绕中小学语文教育所写的一组文章，认为现行的中小学语文教育是“学生的桎梏、语文的扭曲、文学的悲哀”。随后，《忧思中国语文教学》《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现状的思考》《语文教育误尽苍生》《我感到生命的窒息》《审视中学语文教学》等文章进一步都对语文教材和教学进行了反思。这些意见，应该说对后来新世纪语文教科书的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声势浩大

新世纪之初，国家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以人为本”精神下，每一个学生个体的发展得到了空前的强调，注重听说读写等工具化因素之外，语文课本选材注重人性化、科学化和国际化。

2000年，新世纪第一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再次修订出炉，在重视语文能力之外，新大纲对语文课本的思想教育功能进行了这样的表述：在教学过程中，使学生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思想品德教育和科学思想方法的启蒙教育，培育学生的创造力，培养爱美的情趣，发展健康的个性，养成良好的意志品格。

同年发布的初、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则在爱国主义精神、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品质之外，特别强调了“努力开拓学生的视野，注意培养创新精神，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发展健康个性，逐步形成健全人格”。

与此同时，新世纪之初的课改更加放开了教材的编纂，使语文教材迅速从人民教育出版社“一统天下”真正发展为各地版本教材“群雄并举”，有的甚至一个城市的不同区域，也选择使用不同的版本。

不过，在国家审定通过的各版教材中，尤其以江苏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使用量较大。

在新教材中，环境意识、生态观念等思想在语文课本中得到了更多的体现。比如，在2005年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第十一册中，就有《桂林山水》《林海》《只有一个地球》《宇宙生命之谜》《鸟的天堂》《第一场雪》《索溪峪的“野”》《鹿和狼的故事》等多篇涉及生态环境的内容。

在小学一至三年级的语文课本中，新增加的诸如《爷爷和小树》《小熊住山洞》《两只鸟蛋》《松鼠和松果》《美丽的小路》《清澈的湖水》《浅水洼里的小鱼》《父亲和鸟》《燕子专列》《路边的橡树》等多篇文章也都属于环境教育范文。

北师大版的小学课本也突出了资源、环境、生态等内容，比如2004年6月第一版的五年级上册中，第十单元“家园的呼唤”中就有《只有一个地球》《鸟儿的侦查报告》《绿色千岛湖》以及拓展阅读《楼兰之死》《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等范文。

新的教材也更加贴近生活。比如，《你必须把这条鱼放掉》《生命的药方》《中彩那天》，等等，范文的主人公都是普通人，令孩子们读来感到亲切。

不断增加人性、心灵的内容

在外国作品的选编方面，新世纪的中小学语文课本视野更加开阔、包容。有关学者的统计分析表明，在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表现西方国家阴暗面的文章一篇也没有。人教版中小学语文教材保留了一部分传统篇目，如《卖火柴的小女孩》《穷人》《凡卡》《月光曲》等，在教学参考书中也给出了新的解读。有研究者指出，新教材更多地关注人物的命运，注重呈现人的品格和美好的心灵。

根据研究者的统计，在人教版和北师大版小学语文教材中，有关外国选文分别有92篇和89篇，占所有课文的20%和16.8%，内容涉及科学、人文、自然、风物等各个方面，“表现出了较为广阔的文化视野”。而且，选文所涉及的国家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

研究者注意到，小学课本中外国选文中，数量最多的是成长励志或人格塑造类文章，比如人教社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的《给予树》《她是我的朋友》《妈妈的账单》《一件运动衫》，北师大版《特蕾丝的冷饮店》《不愿长大的小姑娘》《马莎长大了》，以及江苏教育出版社版本中的《轮椅上的霍金》《诺贝尔》，等等。

此外，选文中写外国科学家、艺术家的文章也有所增多，反映国外人与自然关系的文章和人文景观的文章也有不少，如苏教版有10篇，人教版有18篇。

在最近几年的语文课改风潮中，各地的语文课本也都增加了反映地方个性特点的篇目，比如刘翔奥运夺冠被写入上海市小学五年级的语文教材，而辽宁籍航天英雄杨利伟的通讯则被节选收入辽宁省2006年秋季开始的普通高中新语文教材中。同时，一些广具影响的通俗作品也进入语文教科书，比较典型的是人教社2005年版的普通高中语文读本首次选入武侠小说《卧虎藏龙》和《天龙八部》的节选。

2004年，广东教育出版社编写的语文新教材中特设了“走近经济”单元，收录了经济学家王则柯的《钱》、茅于轼的《市场经济中新的道德和法治》等文章。

一些语文老师注意到，在新世纪的语文课本中，“爱情”这一曾经讳莫如深的字眼也不再那么敏感。在人教版初三语文课本《泰坦尼克号》一文的对白中，就出现了“我爱你，杰克”这样的表白。一些学者认为，爱情题材进入中学语文教材，是“为当前教育补充了情感与人文的元素”。

“这些年的语文教学不断改革，尽管各类试验本众多，但总的趋势是在逐步增加表现‘人性、心灵美’的内容。”中南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语文高级教师陈军对媒体表示。他举例说，新的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增选了沈从文先生的《边城》(段落节选)，以前人们认为文中山歌等表达一些男女爱慕之情，不利于学生成长，而现在入选，则表明有关方面认可该文对民俗、情感教育有一定的启迪与帮助。

“语文不只是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对人文精神、爱以及美好事物的追求。”陈军说。

在新篇目不断被收入的同时，一些老的篇目也相继退出一些地方的语文课本，比如诗人贺敬之的《回延安》，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等。“一进一出”之间，各地日渐纷杂的语文课本也不断传出争议之声。比如，在一些地方被挤出语文课本的朱自清的《背影》与夏衍的《包身工》，以及《狼牙山五壮士》等，都曾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争论。

调查：多数网友记忆中最难忘的课文都是小学课文

有人说，老教材就像是旧照片，总能勾起人们内心各种各样的心绪。

也有人说，在学校的日子里，一篇课文对人一生的影响，也许要超出日后一本书乃至很多本书的影响。

在成百上千的课文当中，人们很难说清哪篇课文对自己的影响最大。但是，如果给你一分钟的时间，你最先能想起来的课文是哪篇？也就是说，你最难忘的课文是什么？

有意思的是，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随机的网上调查采访中，大多数人记忆中最难忘的课文竟然都是时隔最远的小学时代的课文。那些最早进入一个孩子幼小心灵的文字，无论多么浅显，都已经成为很多人心中最值得珍藏的财富。

真情永远

“我最难忘的是《小蝌蚪找妈妈》，这篇课文很有人情味，后来在很长时间里我看见别人抓小蝌蚪就着急，生怕它们找不到妈妈。”在本刊记者网上发起的小范围调查中，一位网友的回答引起了很多人的赞同。

冰心的《小橘灯》也被很多人同时提起。课文里乐观勇敢的小女孩从橘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橘瓣来，放在她妈妈的枕头边，又把那小橘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做成小橘灯，这个情景温暖了很多人，也鼓舞了很多人。

一直以来，中小学语文课文里有很多描写毛主席、周总理等新中国建国先驱的课文，其中《送雨衣》一课就给很多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篇课文很短，但足以把周总理的美好形象播撒在孩子们纯真的心田里。

在众多的中小学课文中，《一碗阳春面》《十里长街送总理》等都有不少网友提及。一位网友说：“老师讲十里长街送总理这篇课文时，我很感动，到现在连当时的心情甚至教室、座位、板书等细节都能回忆起来。”

在一些人看来，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并没有反映什么重大而深刻的主题，只是细腻地描写了对过世亲人的追忆，但正是这种似海真情，令很多人记忆如昨。

一位网友说“细腻的笔触，淡雅的文风，虽是生活琐事，点点滴滴，却能敲开读者的心扉。”还有一位网友说他至今还能背诵，一背诵就忍不住要流泪……。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在课文里都接触过一些俄罗斯作品，很多人最难忘的是列夫·托尔斯泰的《穷人》。这篇课文写的是渔夫的妻子桑娜偶然发现邻居的女人死在家中，在自家也极端贫寒而且已经有好几个儿女的情况下，把邻居的小孩抱回家抚养，并且经过思想斗争，最后告诉渔夫并取得丈夫同意的故事。

朱自清的《背影》也被不少人提到。课文中，父亲跨过栅栏远去的背影，曾经不但让作者“一阵心酸”，也令不少青春叛逆期的少年和父亲的心贴得更近。

懂事明理

尽管时代的不断进步，在童年饱尝饥饿滋味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但中小学课文里一批描写苦日子的课文，比如《挖荠菜》《榆钱树》等，却给不同时代的很多学子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正是通过这样的文字，更加深刻认识到我们所处的社会和世界。

一位网友说，学过这些课文后，她还曾专门和家人一起挖野菜、尝榆钱，那种体验终生难忘。

在不少中小学课文里，都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人生哲理，很多人正是通过这些课文里的寓言或者故事，打下了人生懂事明理的基础。可是，有网友感慨说，随着年纪的增长，“大人们”教育的方式似乎也变了——变得动不动就讲大道理，而大道理看似深奥，但说服力比小时候的课文“差远了”。

对很多人来说，他们最难忘的课文包括《曹冲称象》《司马光砸缸》《孔融让梨》《乌鸦喝水》《农夫和蛇》《小马过河》等，记住了这些课文，就等于记住了很多日后生活和工作中的榜样。

一位网友说，在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职场困难中，他经常会想起小时候读过的课文《寒号鸟》，想起课文里喜鹊的勤劳和寒号鸟的懒惰，尤其是寒号鸟冻死之前的话：“哆罗罗，哆罗罗，寒风冻死我，明天就垒窝！”

“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这是小学低年级一篇叫做《画》的课文。对一些人来说，这也是他们最早的关于哲理和思辨的启蒙。“这篇课文我想了很久，才明白是对一幅画的描写，顿时觉得好传神、好贴切，仿佛猜出了一个谜语一样，心里很激动。”一位网友说。

一些人对于祖国宝岛台湾的最初认识，也是在小学课文里。有人至今记得那是“小学二年级的课本”，课文题目叫《日月潭》，是“第一篇要求全文背诵的长篇课文”——日月潭是我国台湾省最大的一个湖，它坐落在台中附近的高山上。那里群山环绕，树木茂盛，周围有很多名胜古迹。日月潭很深，湖水碧绿。湖中央有一个美丽的小岛，叫光华岛……

对一些上世纪70年代生人来说，他们最难忘的课文是一篇曾带给他们无限憧憬的文字——我们和时间赛跑，奔向二○○○年。“那时候，2000年是一个多么遥远而又美好的年份啊，仿佛到了2000年，一切烦恼都没有了，共产主义就实现了。”一位网友说。

不同的“第一课”

也有网友说，他最难忘的一篇课文是《你办事，我放心》——水有源，树有根/毛主席的恩情比海深/“你办事，我放心”/为我们选定了带路人/华主席，真英明/除“四害”，为人民/我们紧跟华主席，高举红旗向前进！

这是1977年他上小学读到的第一课。

而新中国刚刚成立后不久，语文教材第一课的课文是：“毛主席，像太阳，他比太阳更光亮。小兄弟，小姐妹，大家一齐来歌唱：太阳太阳永远光亮，我们跟你永远向上。”

“大跃进”期间，小学课本一年级第一篇是这样的：“爷爷六岁去放羊，爸爸六岁去逃荒。今年我也六岁了，公社送我上学堂。”

1978年，恢复工作的人教社推出的语文教材第一课是：我们热爱毛主席。1981年，修订后的入学第一课为：热爱共产党。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课文修订为：我是中国人。

进入新世纪后，全国实行课改，不同省区开始使用不同版本的语文教材，其第一篇课文主要有《人有两个宝》《上学了》《开学了》《爱爸爸妈妈》等。在北京，2008年秋季开学的孩子们读到的第一课是《秋天》，而第二学期第一课是《春天》。

据有关人士考证，清末最有名的《澄衷堂字课图说》第一课为“天”；宣统二年《初等小学堂五年完全科国文教科书》的第一课是“人”。

……

求索语文教育的基础

《瞭望》文章：求索语文教育的基础

迄今为止，我们还未对语文教育规律、汉语文教育发展历史、语文教学改革的哲学依据等作出认真的梳理与研究

文/张翼健

早在1978年就已提出的语文教学“少慢差费”问题，迄今为止似更不尽如人意，其表现是：小学五六年的时间解决不了识字的问题；初中语文教学基本无目标可言；高中语文教育在应试背景下变了味，学生成了做题机器，教师自已的灵性与创造力遭到了压制与扼杀。

这种教学造成的结果是：由于小学未能解决识字任务，中小学流失的学生有的成为新文盲、半文盲；中小学毕业生未能继续升学而返乡或走上社会者，由于语文能力不过关而无法在实际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即使升入高等学校者语文能力也不适应要求，重点大学本科学生、研究生写作水平之低，让人们感到不可思议。

对这种种现象，我们需要从根本上分析原因，逐步解决。

没有遵循母语文教学的基本规律

语文教育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认真地遵照教育规律与母语文教学规律办事。语文教育现代化，应当坚持走语文教育民族化的道路，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是作为世界硕果仅存的以方块汉字为基础的汉语言，与各种拼音文字均有本质的不同，尤其不能乱搬乱套别人的东西。

关于这一点，中国艺术研究院周汝昌教授曾批评过“古典诗歌”、“旧诗词”提法的不科学。他认为，这种名词的出现，是由于“忘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诗歌的体制之所以形成，完全是由于中华民族的主要语文即汉语文本身所有的极大的极鲜明突出的特点特色，这种特点特色，决定着民族传统诗歌的一切特点特色之产生、之发展、之成熟完美——而且这是经过了祖国数千年文化历史上的无数艺术大师们的探索、实践、积累而取得的最辉煌的成就”。

二是近代以来在语言与语文教育上的民族虚无主义，盲目崇洋导致脱离甚至违背汉语言规律的现象却绵延不绝，堪为大祸。其代表便是以《马氏文通》为发端的用西方语言语法为模式来构筑汉语法体系的做法，不仅从根本上违背客观事物自身来总结规律的科学精神，而且百多年来，这套非驴非马的语法体系把汉语文搞得不中不西，既扼杀了汉语言的灵性与活力，又严重损害了语文教育的健康发展。

可以这样说，按目前语法教学体系去教学，教得越细，练得越多，对学生汉语文水平的提高害处越大。

三是新中国建立以后，语文教育上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仍未能回到母语文教育规律上来。虽然在1950年代经过一些有识之士的努力，编出一套水平较高、深受欢迎、效果很好到现在仍未能超乎其上的汉语、文学分析教材，使语文教育露出一线曙光，但很快便夭折了。“大跃进”与十年动乱的极左思潮已经完全漠视与不顾语文教育规律，语文教学遭受严重推残，中间虽有1960年代初的调整，但已属无力回天。

四是近几年来，语文教学改革已出现停滞现象，效率问题不仅未得解决，而且更令人不安。比如，我们迄今未对语文教育规律、汉语文教育发展历史、语文教学改革的哲学依据等作出认真的梳理与研究，改革没有坚实的基础，难以为继就成为其必然结果。

由于方方面面原因，片面追求升学之风越演越烈，语文教学的路便越走越窄。

这些年来，教育也在不断学习、吸收外国的思想与经验，但以生吞活剥、盲目照搬、片面肢解者为多，而真正从汉语文自身规律出发，经过消化吸收外国经验者则鲜见。外来的东西一涌而入，反而又阻止或延误了我们对汉语自身规律的深入研究与总结。

语文教学“科学化”存在误区

关于语文教育现代化中，有一个说法现在非常时髦，那就是语文教学科学化。语文教育科学化就是一丝不苟地按照语文特点与语文教育规律办事。然而现实中某些所谓“科学化”的说法与现象，经不起推敲。

前几年，曾兴起一股以“控制论”、“信息论”与“系统论”指导语文教学的浪潮。但是，即使大致弄明白这三种学说，也得有高等数学等理科学科的基础常识。而在全国的中学语文教师与教学法研究者们有几个是懂得高等数学的呢？那些著作论文的权威者们，那些教学经验的创造者们，自已真正弄懂了“三论”没有？而懂得“三论”的科学家们又还没有倒出时间或者没有兴趣来研究中小学的语文教学。

这样的运用“三论”指导语文教改的理论与经验缺乏科学性，语文教师们头脑里接下来的只有子系统、子子系统之类看似新颖实则毫无价值的概念与名词术语，把语文教学引向做表面文章，搞花架子的歪路上去！

再如，一些人提出将语文教学的评价“量化”，以此作为科学标准。但在实际教学中，一是除了识字量以外语文教学的大部分内容是不能做到精确量化的，这已为几千年来中外教育经验所证明。二是语文教学中的许多内容是需要模糊的，因为语文教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学，无论教师或学生在思想、感情、心理、灵性上的因素均占有很大比重，这些都无法量化；一堂好的语文课必须能做到师生感情交流、融为一体，互相理解、互相感染，这也无法打分。三是量化的评价办法容易在教学评价上将教师引向形式主义与懒惰的误区，而不是指导教师提高自己的教学艺术与水平。

又如，这些年来喊得非常响亮的语文知识序列化口号，未能对语文教育内部规律做认真的思考，还有的则是犯了急于求成的毛病。

这是因为，首先，语文是母语文，从婴儿开始学话就已经开始学习了，环境不同，老师不同，知识起点不同，这就很难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知识序列。

其次，语文教学内容的序列界定缺乏科学依据。比如三千常用字，就很难由易到难排出一至三千的顺序；词语学习，课文排列，作文次序，等等，都是如此。

再次，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语文课中的人文因素最丰富，美学修养，感情熏陶，思想觉悟、分析能力、生活与知识积累，悟性灵感都直接关系到语文能力的提高，这些东西也不能排出个科学的序列。

从上述这些所谓科学化的做法与效果看，根据我们对科学化的看法，是否应该先在认真研究汉语及汉语文教育的规律上踏踏实实、齐心协力、争鸣讨论、反复实践地下一番苦功夫，初步摸到门径之后再提科学化，那样也许会离科学更近一点儿。

民族化是根本中的根本

正是基于此，当前尤其应该倡导的是语文教育的民族化。

因为近百年来，我们基本上中断了对汉语文及语文教育自身规律的探索，我们的改革，大多是拿外国的东西来改造汉语文及其教学。直到现在这种现象远未中止，而在某些方面还有越演越烈的趋势。违背事物本身规律而想强求达到好的效果，那只能是缘木求鱼。

比如说充斥于各种教参、课文分析与课堂上的一句经典：“散文形散而神不散。”按照原义，广义的散文，是我国历史上将文章分为韵文及散文两大类，不讲节奏韵律的文体不管是议论、叙事、说明、抒情，等等，文学与非文学体裁都是散文。由于上面的分类，可见散文的“形散而神不散”不是指材料的选择与组织，而是指语言形式。而在现实中，语文老师们基本没有依照这个真实的涵义来教学。

再如，目前流行的三大文体的文章体裁划分与教学体系，既不甚符合汉语言文学的情况，也不适应社会生活中交往的需要，又不是理想的语文知识教学体系。

首先，我国古代、现代的许多名篇，无法按照三大文体来分类。比如初中课本中有三篇“说”——按现在文体分法，当属议论文，但《爱莲说》还勉强可算是议论文，《黄生借书说》严格说来当属书信一类的应用文体，至于《捕蛇者说》则基本是叙述。再如鲁迅的《论雷锋塔的倒掉》，从题目看是议论文，但其实是杂文的写法。名篇中这样丰富的内涵、多样的变化，不是三大文体就能包容下来的。

其次，从社会生活中语文能力的运用看，所谓纯粹的说明文、议论文、记叙文除了少数场合外，很少用到，人们在各种场合所要进行的表达常常都是议论、记叙、说明、抒情、描写等方式综合运用，交替进行，一般都不可能是某一种表达方式的纯粹使用，所以，三大文体的体系脱离社会实际。

再如，现在语文教学中，语法知识越讲越深，语法训练越搞越难。这里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是任何一种语言的学习都以语言实践为决定性因素，语法则是一种辅助手段，尤其是母语学习，从来就没有也不会首先学语法的。

二是基于上一点，语感的体会对学生来说更为重要，语言中丰富的内涵都只有靠语感来体会，现在的语法教学恰恰在这方面予以忽视。

三是最重要的，当前语法体系完全不符合汉语言自身特点。西方拼音文字语法规则与汉语有质的不同，且不说那些形态、人称、时态、词缀等等之类外在语言形式的区别，就说最关键的一点，英语语句是以动词为中心的，没有动词就没有了句子，与此相联系，即有了动作的发出者与接受者，亦即主语与宾语，这就构成英语句型基本特点。而汉语不是以动词为中心，汉语是流动性的、弹性的、充满灵性的、重意连的，目前以拼音文字语法体系为本的现代汉语语法体系不推倒重来，就不会很好地促进汉语言的发展与教学，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许许多多例证。

周汝昌先生曾经指出，“从小时只接受过欧西语法观念并用来解释和要求汉语的人，将永远不会真懂得我们自已的传统诗歌的妙处。”周先生指出祖国语文三个特点特色，即汉语单音而有四声平仄；汉语的“特别组联机能”；以及“汉语中数量惊人的双字联系词语，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于客观世界的深刻而高超的体察感受”，却几乎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如果不从我们自已语言的特点特色出发，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讲授与练习能有什么好的效果呢？

再有，还有一道当前难以逾越的难关，就是高考这根指挥棒。这些年高考试题特别是基础知识与阅读理解中，大量的是单项选择、多项选择等题目，因而在教学中这一类的练习也便泛滥成灾。□(作者为原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