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土地困局中国农村正站在发展的十字路口。集体化农业在30年前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农村土地仍然属于集体所有。
英国《金融时报》
在共产主义中国的朝圣地中，小岗村是与众不同的。小岗村村民曾违背中共政策、废除了造成灾难性后果的集体化农业——毛泽东时期实行的这种农业制度在全国导致了逾3000万人死于饥饿。这个小小的地方是人们缅怀这些村民事迹的圣地。
将近40年后，这个小村庄作为中国未来各种农业发展模式的培养皿，再次走到聚光灯下。
小岗村曾经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方之一，如今在果园和麦田之间矗立起了一座水泥大门，上面写着“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一条笔直、平坦的道路直通村里。在展示土地集体所有制危险的纪念馆外，旅行团游客在巨大的中共党旗下合影留念。
今年春天习近平考察小岗村时，他的讲话颇为说明问题。他支持农村土地流转创建现代化农场，但也维护土地集体所有制——这是毛泽东时代的遗产。这一明显的矛盾揭示出了中国土地政策的核心问题。
如今，中国农村正站在十字路口。集体耕种在30年前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土地仍然归国家所有。约有7亿中国人放弃了种地为生而进入城市，留下年迈父母继续在数百万块散地碎田上耕种——通常依靠纯体力劳动。
中国需要更少数量但更年轻的农民、更少数量但更大规模的农场，来供养这个现代化经济体的13亿人口，同时也需要为数以千万计的农村老龄人口提供支持。小岗村提供了多种截然不同的实现这些目标的模式。“二三十年后，谁还会去种地？”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郑风田教授称，“再过十年，就没人种地了。”
在中共以及一些年龄较大的农民工看来，倘若在城市里的工作干不下去了，农民工还有土地作为依靠。但是这种想法已经过时了。资金短缺的地方政府征收土地后再转卖给房地产开发商、工厂主、甚至农业企业，而农民对此毫无防备。在中国快速完成工业革命后，多达1.2亿农民工已无地可回。35岁以下的农民工多数没种过地。
“如果没了土地，一个老农民的心就没着没落的。但我的儿子却完全不同。他甚至不知道什么庄稼该种到哪里，”一位曾经的农民表示。
尽管中共赞许小岗村村民分田到户的举动，但是政府拒绝将农村土地所有权合法化。农民不能随意买卖土地。一些人认为，之所以实施这些限制，是因为如果农民可以买卖土地，会有太多农民出售土地，可能导致数百万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城市。
“这并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郑风田称，“中共上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内战期间（1927-1949年），大量土地被出售，失去土地的农民无所依靠。”
埋下改革的种子
小岗村过去的传说在一丝灿烂的微笑中缓缓揭开：严金昌，自豪的旅游餐厅老板，他是1978年冒着坐牢甚至更糟惩罚的风险，秘密分配集体土地、实行包产到户的18名小岗村村民之一。
严金昌如今已经73岁，他30多年来不断地向前来考察的高官政要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当毛泽东决定建立人民公社强制农民集体生产、发动快速工业化从而造成全国饥荒时，严金昌才十几岁。饥荒时期，小岗村170个村民死了三分之一。在上世纪60年代一小段政治放松期，严金昌“吃过自己种的粮食”，但是不久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1978年，干旱导致庄稼颗粒无收。严金昌有5个孩子，但没有食物果腹。绝望的村民签订了一份秘密契约，私自分配了土地。他们发誓，如果有人为此入狱或丧生，其他人会抚养他们的孩子。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自救，”严金昌回忆称，“哪有农民不会种地？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政治问题。”
他们很快就被揭发了，公社领导试图通过切断种子供应而饿死这些“造反派”。但是随着改革派在全国范围占得上风，县委书记便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中国经济改革设计师邓小平最终为小岗村试验背书，允许数百万农民包产到户。在蓬勃发展的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的工厂和建筑工作，吸引年轻人离开了村子，同时严金昌的土地（与其他许多农民的土地一起）消失在形形色色的项目中。
2014年，小岗村村民差点就启动了中国土地所有权的第二次革命，当时他们决定重建上世纪50年代被共产党毁掉的土地庙。原土地庙所在的几平方米土地是在一位农民的土地上，因此他们试图从他手里买下来。这本将是67年来首起直接的农村土地购买案例。然而，有人向上面汇报了该计划，这些村民遭到了罚款。
严金昌挥着手大笑着说：“这表明买卖土地（仍是）不被允许的。我们将劳动力从集体耕种中解放出来。但土地的地位没有改变。没有办法。”
商业头脑
许多小岗村人到沿海工厂打工，杨玉兵就是其中之一。6年后，他“厌倦了打工”，回到了家乡。他展现了中国未来土地整合的一种模式。
除了属于大型国有农场的大片经过开垦的“荒地”以外，农村土地在法律上由村集体所有，实行家庭承包。他们拥有30年使用权，平均拥有6-10亩土地（1-1.5英亩），通常分割为5个或以上的独立地块。
杨玉兵与多个邻居签署协议，购买了后者的土地经营权，种植了28英亩谷物——中国政府在2008年允许土地经营权流转。安徽省近半农地通过这种方式“租了出去”，但杨玉兵表示，要实现机械化耕种就需要有更大规模的农田。他说：“未来，土地有必要整合到少数人手里。”
支持土地所有权的改革人士认为，随着他们的邻居日益年迈而无法劳作，像杨玉兵这样的农民将会逐渐扩大规模。中国科学院(CAS)的农村问题专家黄季焜估计，在全国范围内，5%的农民耕种着20%的土地。
但存在一个问题。杨玉兵相信，种植33英亩以上土地就得雇佣工人和租用设备，但他对土地的控制很弱。他的邻居可能会向其他人出租经营权，或者土地在30年经营权到期时被重新分割。
经营权流转每年只需要花费大约92美元/英亩，因此与买地相比，这种机制允许杨玉兵和他的邻居们用更少的资本整合更多的土地。
这很不错，因为他们没有很多资本。原则上农民可以向农村合作社贷款。最近的改革允许银行以累积的土地权利作抵押放贷。但在实践中，农业企业规模小，而且缺乏正规经营经验，这让银行往往不愿发放贷款。
訾庆顺是中国新一代农民中的一员：资本企业家。他在中国创建大型农场的想法被心急的官员所青睐。
訾庆顺在2012年来到小岗村。这位前房地产开发商以每英亩727美元的价格（几乎是其老家山东省土地价格的一半）承包了周边地区167英亩的集体土地，并与政府谈判，获得了相当于逾一半租金的补贴。他的公司圣田(Shunten)控制着3个省的2000英亩土地，并希望扩大到1.66万英亩，这在中国劳动力密集型的果树栽培行业中将是前所未有的规模。
他投资2亿元人民币（合3000万美元）在小岗村附近建设温棚、栽种桃树以及建造温控室以种植水培蓝莓幼苗。他雇佣了大约20名全职工人，并在农忙季节以每天60元人民币的工资雇佣当地人。此外，他还在一个薰衣草庄园里摆放了一个假风车和一架利伯雷斯风格的白色钢琴。
訾庆顺表示：“农民需要被慢慢地赶出来，成为劳动力的来源，”解释了像他这样的商人为何要推动中国农业现代化。他倾向于雇佣那些“流动收割队”的农村劳力，而不是将土地租给他的当地老人。那些“流动收割队”队员每天的工钱更高一些，但往往技术更为熟练。
他说：“中国农业发展刚起步。它需要由企业而非政府推动。就规模和规划而言，美国的昨天或者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社会主义农村
资本企业家利用集体土地开办农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满足了国家建设更大农场的目标，也为身体虚弱无法耕种的年长村民提供了虽少但稳定的收入。
出租土地的收入、较为轻松的工作，以及“那块地依然是我们的”这种想法赢得了圣田的雇员张立昌的支持，他极为传统的父母高兴地签字同意把他们的土地出租给訾庆顺的蓝莓农场使用。“这是一个容易的决定，”他回忆，“如果是要失去土地，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是不可想象的。”
现在，像訾庆顺这样的企业家可以直接和村集体就更大片的土地协商达成多年合约，以实现规模效应。但从更长期来看，他们受到无法获得直接土地所有权、负有持续支付数千块小块土地的租金的义务等限制。訾庆顺说，他的桃树林是50年投资，远远超过他承包的30年土地使用权的期限。“这让我感到焦虑，”他说。
他并不是个例。建筑外观粉刷得明晃晃的怀远县罗新庄村距离小岗村仅100公里。罗新庄村的情况表明，从村民那里承包土地的趋势也可能出现问题。
就像在小岗村一样，政府将农民的集体土地使用权承包给一个想要种植羽衣甘蓝以供出口的怀远县商人。他承诺在头三年中，每年为每英亩土地支付909美元的土地承包费，并以每天60元人民币的工资雇佣人在田地里工作——这和村民们自己种地的收入差不多。
第一年，村民们惊讶地发现了多栋三层的水泥宿舍楼拔地而起，以供来自中国最贫困省份贵州的农民居住。村民们口中的“蛮子”终日在太阳照晒的田地上辛苦劳作。村里年纪大的妇女都可怜他们，即使村民自己的收入缩水了。
第二年，土地承包费交的很迟，有传言称这名企业家不得不借钱。到了第三年，那些贵州农民只得到了承诺，工钱在他们春节后返回的时候才能付给他们。但资金完全枯竭了，那些“蛮子”逃回了家乡。
当英国《金融时报》记者6月走访罗新庄村的时候，那些黄色的宿舍楼已经空了。羽衣甘蓝在无人照管的土地上结出了种子。土地承包费还没有缴纳，没有子女在城里打工的村民动用积蓄来购买粮食。
“我们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拿回我们的土地，”一名手上有老茧的老农说，“这是大问题。” |
发表于 2016-7-26 2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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