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姚传芳至今还是有些不相信,她曾以为被人收养的女儿早在7年前已经死去,而凶手,正是当初最疼爱女儿的丈夫吴长好。而在他们的家乡,村里人在证明信里按了88个红手印请求法院对吴长好宽大处理。
姚传芳和女儿在上海的房子原是别人家的储物间,一月租金240,她经常倚靠着门,一言不发。门边的墙上都是小女儿的画作
他常常跟小女儿说:“等你再长大一点,我就走了,我去自首,你和你妈去过正大光明的日子。”
2012年4月1日,上海宝山,姚传芳在车来车往的马路上,拿着大扫帚不自觉地来回扫了三遍。
“自从姑父被抓后,我姑姑就有些精神恍惚,好几次在马路上险些被车撞到。”姚传芳的侄儿姚家健告诉《望东方周刊》。
姚传芳至今还是有些不相信,她曾以为被人收养的女儿早在7年前已经死去,而凶手,正是当初最疼爱女儿的丈夫吴长好。4个月前,当福建警方在石狮将被列为“公安部B级逃犯”的吴长好抓捕时,姚传芳一度以为,丈夫是因为将女儿遗弃而被抓。
丈夫被带走了,坐在空落落的屋子里,姚传芳说,当时脑子里的第一个反应是, 7年的逃亡生涯终于结束了。
疼爱女儿的父亲
吴长好的宣判日已经不远了。姚传芳对《望东方周刊》说,自来到崇明,她便一次也没见过丈夫,“他那么狠心,杀了我们的女儿,我不愿意见他,不过我还是要过去给他求情,希望他能轻判。”
姚传芳想不通,丈夫怎么会杀害可怜的女儿。在她的记忆里,丈夫比自己更加疼爱这个患有脑瘫的女儿。
1994年,27岁的姚传芳认识了30岁的同乡吴长好。姚传芳在家里五个孩子中排行最末,在家中一直比较受宠。虽然吴长好家中兄弟姐妹九个,家境贫困,但他豪爽、健谈、随和。婚后,女儿吴娜娜很快便来到了这个世界。
女儿是早产的,出生时才两斤半重,在医院的育婴箱里待了好几个月,这几个月里,吴长好几乎天天都要去医院看女儿,路上还会到处跟人“炫耀”:“我家娜娜今天又长大了”。可女儿给吴家带来快乐的同时,也将这个家的家底掏空了。
女儿出院回家后,吴长好对女儿宠爱至极。他从不允许妻子姚传芳带着女儿睡觉,因为“害怕妻子压到女儿”。女儿生病,鼻子堵住了,吴长好甚至会用嘴巴去将孩子的鼻涕吸出来。
11年带女求医
不幸降临这个家庭。
时间流逝,女儿慢慢长大,3岁了却还不会走路,“站都站不起来”。
夫妻俩便带着女儿去安徽省寿县县医院检查,结果让夫妻俩惊愕不已---先天性脑瘫。医生告诉夫妻俩,治愈的可能性极小。有的亲戚听说了娜娜的病情,劝夫妻俩将孩子丢掉,否则将是吴长好夫妻俩以后生活的大负担。吴长好不为所动,总想着:“也许孩子能治好呢?”
夫妻俩带着娜娜开始了漫长的治疗之路。他们先后辗转于附近的安徽省淮南市矿工二院、淮南市朝阳医院,治疗无果。
夫妻俩并不死心。在家乡人推荐下,吴长好夫妇借了钱带着孩子又走进安徽省儿童医院,他们再一次失望而归。
一年后,夫妻俩突然收到了安徽省儿童医院寄来的一份信件资料,信里说,从北京来了一个脑瘫专家,可以治这个病。
“当时我们高兴坏了。”姚传芳回忆说,不过这次治疗几乎又遭到了亲属们的一致反对,他们认为夫妻俩这是在浪费钱,肯定不会有效果。
吴长好决意要去治疗,他劝慰妻子:“要如果真能治好呢?如果真能治好,而我们没送娜娜去治,那我要后悔一辈子的啊。”最终,二人东拼西借凑了七八千块钱到了合肥,医院给吴娜娜动了脑部手术。但手术完才几天,借来的钱便用完了,一家三口提前出院。
这一次手术,吴娜娜没好转,除了手脚依旧不灵活以外,讲话越发不利索了。
转眼到2000年,这一年,吴家的小女儿吴艳出生了。万幸的是,吴艳是个身体健康的孩子。
姚传芳平时要照顾两个女儿,家里的农活大多由吴长好一个人干。就在小女儿出生的这一年,吴长好在老家窑厂干活时,不慎被一旁倒下的电线杆砸断了腿,自此落下残疾,家里的日子更艰难了。
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吴娜娜也越长越高,吴长好开始有些抱不动这个急速成长的女儿了。一向乐观的吴长好在跟邻居们聊天时,开始抱怨生活的艰难。有时,他会赌气说:“这样养着她拖累人,每次出去抱着,又抱不动,倒不如送到福利院去”。在得知福利院不会接收自己的孩子时,他开始想“扔了算了”。
2004年,老乡介绍吴长好到上海崇明大同砖瓦厂打工。
去上海前,吴长好暗暗下定决心,“把大女儿丢在去上海的火车上”。
最终,吴长好还是一瘸一拐抱着吴娜娜下车了,他终究没忍心。
“其实娜娜已经被我杀掉了”
2004年2月,吴长好一家四口来到了上海崇明,住在一间借来的农宅里。吴娜娜依旧与从前一样,在家由母亲姚传芳照顾,吴长好则借钱买了一辆四轮车,在砖瓦厂打工挣钱养家。
初到上海这个陌生的大都市,吴长好的收入并没有明显好转,活儿时有时无。
根据案件笔录,2004年6月中旬的一天,疲惫的吴长好回到家中。因为许久没接到活儿干,心情不好的他与妻子发生了争吵。一气之下,姚传芳带着小女儿去了上海宝山的姐姐家,同时准备让宝山的姐姐帮吴长好找个更好的工作。
一直习惯了由母亲照顾的吴娜娜见妈妈突然生气离去,便哭闹起来。“她就一直哭、不吃饭,呜呜地就是要找妈妈。”女儿的哭闹使得吴长好心烦意乱,无奈之下只好答应带她去找妈妈。
因为想赶去宝山的早班车,凌晨4点,冒着雨,吴长好就背着女儿出门了。恶劣的天气,加上几乎一夜未眠,腿脚不便的吴长好背着颇有些沉的女儿走在路上,内心烦躁不安。
沿着马路向南走,走到张家港河草港路大桥,吴长好走累了,放下女儿,坐到桥上休息。他本想好好歇歇再继续赶路,可这时的娜娜依旧在哭闹,“我感到很累心”,笔录中他反复对办案民警说。
看着仍在哭闹的女儿,一个可怕的念头冒出来了。“我养了她11年了,每年都帮她看病,也治不好,我自己也有残疾,还要每天背她。真不如杀了她,我们都轻松。”吴长好就这么一遍遍在心里劝说自己。
他在周围发现了一块磨盘状的大石头,又起身在桥上捡了一根塑料绳子,用绳子把石头绑在娜娜腰上,“一狠心,将娜娜从大桥一侧扔了下去,娜娜当时还在哭,讲话也讲不清。”
孩子被扔下去的那一瞬间,吴长好恢复了理智,“我马上就后悔了,赶紧跑下去想捞她,可水流很急,我不敢下水,就这样,我就眼睁睁看着娜娜沉下去了。”吴娜娜挣扎着彻底沉入河中,湍急的河水一如往常。吴长好边哭边离开,独自去了宝山。
到了宝山,妻子问女儿呢?吴长好不敢说实话,骗妻子说,扔掉了。妻子瞬间大哭,骂他狠心丢掉自己的女儿。
“我没敢告诉她,其实娜娜已经被我杀掉了。我老婆一直不知道这个事情,我一直瞒着她,那毕竟是我们的亲生女儿啊。”吴长好对办案民警回忆时一度哽咽。
因为杀了自己的女儿,吴长好感觉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便急忙卖了自己的四轮车,处理了家当,准备回老家。正要启程之时,有亲戚打来电话,说有警察在老家找他们。
姚传芳以为“丢了孩子违法了”,害怕不已,丢掉大部分家当,便跟着丈夫急急忙忙离开了上海。
逃亡生涯
吴长好不知道的是,离开上海不到一周,他已经是“公安部B级通缉犯”了。
起初,夫妻俩带着4岁的小女儿回到了老家安徽寿县。他们隐藏了身份,与乡亲断绝了联系,辗转于淮南一带偏僻的村镇,东躲西藏,居无定所。
在姚传芳的记忆中,那段日子不堪回首,一边要承受失去女儿的巨大痛苦,一边在警方的追捕中担惊受怕、四处流浪。终于,两人在凤台县一家石头厂找到了一份看起来还比较稳定的工作---砸石头。只是,才待了几个月,石头厂因非法使用爆炸物而被勒令停工。
吴长好夫妇再次“失业”,这一次,他们选择跟着厂里的一位老乡南下福建打工。到了福建,不敢使用身份证的夫妻俩平时帮人晒晒鱼,干些零活以维持生计。幸运的是,两人很快在一家废品收购站找到了一个分拣垃圾的工作。6岁多的小女儿则被送进了附近的农民工学校。
在福建的4年,姚传芳再次体会到了久违的家的感觉。虽然大女儿没了,但他们有了自己的小窝,生活的压力也不再那么沉甸甸了。
而吴长好的噩梦从没有停过。无论白天如何勤勤恳恳工作,一到夜晚,他便被噩梦惊醒,有时候彻夜难眠,但只要妻子一问噩梦的内容,他便保持沉默--女儿的死一直是他心中的秘密。“别想了,过去就过去了”。吴传芳以为他内疚把娜娜丢弃,常常安慰他。
从小跟着父母漂泊的小女儿吴艳聪明懂事,在学校成绩优异。每当看到小女儿因为他而受苦,吴长好就觉得对不住自己的两个女儿。他常常跟小女儿说:“等你再长大一点,我就走了,我去自首,你和你妈去过正大光明的日子。”
2011年11月27日,福建警方将在石狮打工的吴长好抓获并移送上海崇明警方。
即将登上前往上海的警车,吴长好似乎如释重负,“我终于可以不做噩梦了。”
乡邻求情
吴家的变故震动了隔绝联系7年多的家乡。
回到家中那一刻,姚传芳才知道,在她随丈夫东躲西藏的这些年间,家里的父母都已相继去世。2004年11月,最宠爱她的母亲念叨着女儿的名字离世,母亲临死前最大的愿望便是见女儿一面。 2008年,父亲去世。
寿县寿春镇东津社区居民委员会给上海警方寄来一份证明信,信里除了有医院开具的吴娜娜脑瘫证明之外,还陈诉了吴长好“竭尽人力、财力,一直不懈为女儿治病”,称其“做到了父亲应尽的抚养、医疗义务,这些情节周围的邻居群众皆知”。88个红手印的末尾,写着“请法院对吴长好宽大处理”。
“村里的父老乡亲觉着我们可怜,许多人都是大老远的主动跑到居委会要按手印。”姚传芳说。
“也许这样,对我们家庭也算是个解脱,不然一家人的日子永远都不会好。如果大女儿活下来的话,我们全家都要受罪。”在看守所,吴长好对本案承办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余超说。
姚传芳和女儿回到老家。家里的老房子破烂不堪、到处漏雨,靠着几根木头支撑着以防倒塌。在老家住了十天,不知所措的姚传芳便拿着新办的身份证,同女儿一起再次赴上海求生。
上海的亲戚帮她找了一份马路清洁工的工作,女儿也在附近小学入学了。不过,拿着上海最低工资的姚传芳,家里还有未还清的3万多元债务,女儿的学籍问题以及尚未宣判的丈夫,都困扰着她脆弱的精神。
在不愿见丈夫的同时,她只能和女儿一遍遍地写信给司法机关,祈求丈夫能获得轻判,早日出狱。
在几天后的清明节,姚传芳第一次正式拜祭了自己的大女儿。她把家里多出的那三张村民摁下的红手印也一同烧给女儿,“我们夫妻俩对不起她,她爸爸也受了惩罚,希望她在天上能过上好日子,不要再怪爸爸了。”
(感谢曹小航女士对本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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